琦善刚赴广东，道光帝就命令琦善跟踪弋获由闽广带鸦片窜入江西行销的烟犯（军机处上谕档，道光二十年十月十七日。）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上谕是因林则徐奏请而颁发的，尽管当时林则徐已失去了道光帝的信任。

道光二十年十月二十日，限期一年六个月查拿鸦片期限迫近。广西巡抚梁章钜上奏请求展限，道光帝在折上□批:“令出惟行，实属莠言惑乱。”（军机处录副奏折，道光二十年十月二十日梁章钜奏折。）与此同时，道光帝在批驳梁章钜奏请禁烟展限谕中，再次强调:“朕令出惟行，断不为所惑，所请著不准行。如果地方官敢存姑息之心，仍蹈养奸之习，或避处分，隐匿玩纵，一经发觉，朕惟执法从事，决不宽贷。”（军机处上谕档，道光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同一天，道光帝还颁给各省将军督抚一道上谕，指出:“即日限期届满，或以无知触法，朕甚悯焉。著通谕各省将军督抚等，督饬所属，认真查拿。至京师为首善之区，所有部旗文武大小各衙门，尤当合力同心，严查究办。若心存推诿，试问尽职乎？抑溺职乎？断不可因罪名较重，稍存姑息之心，仍蹈养奸之习。如果实力奉行，不留余孽，即从前查办不严，原可宽其既往，倘因规避处分，仍前玩泄，以致锢习不除，朕必不能轻恕……。”（军机处上谕档，道光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十二日，道光帝在给钦差大臣裕谦等的上谕中说:“现在粤东夷船业经退出虎门，情形恭顺。已降旨准令该夷循照旧章，在该省通商，并令其出具永不售卖鸦片烟土甘结，该夷等自不敢再在粤东夹带销售。”（军机处上谕档，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十二日。）

上述事实说明，在整个鸦片战争过程中，道光帝在军事上和战不定，变化多端，但在严禁鸦片问题上却始终如一，没有发生过动摇。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林则徐赴广东禁烟，虽然意味着严禁派的获胜，但是并未能使两派的斗争结束，迨至外国侵略者武装进攻中国的时候，弛禁派就摇身一变而成为投降派，继续同主张严禁的抵抗派斗争。前面已经指出，清朝统治阶级内部并不存在严禁和弛禁两派斗争。所以这一结论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但是，即使按照传统划分严禁和弛禁的标准来看，这一结论也是不能成立的。

大家知道，邓廷桢是赞同许乃济的弛禁论的，当黄爵滋提出重治吸食鸦片的意见后，邓廷桢对此又表示异议。档案还证明，邓廷桢曾否认英国鸦片趸船的走私活动，包庇广东巡缉鸦片走私官弁营私舞弊行为，压制群众揭露官弁借禁烟敲诈受贿的意见。邓廷桢这些错误，无疑进一步助长了广东鸦片走私的猖獗程度，无怪道光帝愤怒地说:“本省大小文武，养奸贻患，尽丧天良，深堪痛恨！”（军机处上谕档，道光十八年九月二十二日。）邓廷桢这样一个“货真价实”的弛禁派，后来却成了林则徐的亲密战友，在禁烟和抗英斗争中作出了杰出贡献，他的历史功绩是任何人都抹煞不了的。

与此相反，琦善在禁烟运动初期确实做了一些工作。道光十八年八月十八日，琦善奏报先后拿获烟犯十一名，并起获烟土一万六千余两；九月十九日又奏报天津镇道前赴洋船，拿获兴贩鸦片烟人犯，起出军械烟具以及烟土十三万一千五百余两，并将洋船扣留，严饬讯办。道光帝批示:“查拿甚属可嘉。”（军机处录副奏折，道光十八年八月十八日琦善奏折。）九月三十日，琦善又奏报续获鸦片烟犯，起获烟土、烟饼、烟丸和烟具等情况，道光帝批示:“必当如此认真，勉而勿怠，”（军机处录副奏折，道光十八年八月三十日琦善奏折。）客观地说，琦善这一时期在天津的禁烟工作是比较出色的。同一时期，他比林则徐在湖北拿获及首缴的烟土为多，比沿海的江苏省亦多，琦善在天津禁烟中表现出来的能力，显然也是道光帝信任琦善，并用琦善取代林则徐赴广东的原因之一。但是，事违人愿，琦善到广东后，一味向英人妥协投降，并且私自同意英人寄居香港。琦善的这些卖国罪行，是任何人都不能为其开脱的。

最后谈一下穆彰阿的问题，人们一般把他说成是反禁烟派和投降派的实际首领。在史料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我们姑且对穆彰阿是否是投降派的首领问题不轻易地下结论，而首先看一下他在禁烟运动中究竟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大家知道，穆彰阿是在反对黄爵滋重治吸食观点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会议具奏了《查禁鸦片烟章程三十九条》。此外，道光十九年，穆彰阿于五月初二日奏议《查禁吴淞口鸦片章程》； 五月十三日奏复《定拟洋人携带鸦片入口治罪专条》；六月初七日议奏《筹禁浙省洋烟罂粟章程》；八月十六日议复乌尔恭额所奏《严查海口鸦片章程》；八月二十七日议复裕谦所奏《禁烟章程》；道光二十年二月十四日会议《防缉山东海口鸦片章程》；三月二十七日议复《严禁回疆鸦片章程》……。应该说，这些禁烟章程，因地制宜，对禁烟工作还是起了一定积极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