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中国社会史:烟毒的历史》 作者: 冼波  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

同治十一年(1872)六月初四，上海的《申报》登载了《抑弛自种鸦片烟土禁论》的文章，提出了全面弛禁，广泛种植、生产鸦片，课取重税，以增加国库收入、限制吸食的主张。指出:“鸦片烟土为祸甚烈，然果能尽弛其禁，其有益于国也亦甚多”。其一，“中国之人既已喜吸此物，反不如大弛其禁，纵民耕种，令其足供民间吸食，国家可以岁收税银，每年可减二千数百万出口之银，不归于印度而尽存于中国，为计岂不美乎？”其二，“重增其税，使其价日昂，不但贫民无计吸食，即富人之吸食既多，亦将吝惜而不能畅所欲为，是不禁而自禁矣，未必非化国富民之一道也。”今天看来，这种观点只是一厢情愿的纸上空谈，因为弛禁后的百余年，中国鸦片之祸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变本加厉，越演越烈矣。

然而，弛禁鸦片却是当时的主要呼声。一向以禁烟著称的林则徐，此时也赞同允许内地种植、生产鸦片。他所反对的只是吸食洋烟而不喜欢土烟。同治十三年(1874)二月，林则徐表示“鄙意亦以内地栽种罂粟，于事无妨。所恨者，内地之民嗜洋烟而不嗜土烟。”(杨国桢:《林则徐传》第433页)

直隶总督李鸿章在同治十三年(1874)也奏请弛禁，以抵制洋烟的涌入。他指出，“既不能禁英商之不贩洋烟，即不能禁华民之不食洋烟”，而禁止内地各省种烟，势必使洋烟四处贩卖，掠取厚利。因此，应“暂弛各省罂粟之禁，而加重洋药之税厘，使外洋烟土既无厚利，自不进口”，这样“不但夺洋商利权，并可增加税项”。如果外洋烟土不来，再严禁鸦片，也容易办到了。李鸿章官高权重，所提出的主张又冠冕堂皇，似乎切实可行，因此影响很大，以至于弛禁的主张左右了政局，弛禁终于被清廷允许了。

罂粟虽然原产于阿拉伯，但传入中国时间很久，中国内地亦有不少省份私自小规模地种植。至此，在弛禁的呼声和官员的默许、鼓励下，罂粟的种植迅速发展，全国各行省在都种植罂粟，清廷对土烟收税，但较洋烟税率为低，从而鼓励了土烟生产，光绪十一年(1885)，清廷规定洋烟每百斤收税银86两，而对土药征收60两。

同种植粮食等农作物相比，种植罂粟、生产鸦片的比较效益高得多，受利益驱动，贫穷无靠的农民纷纷改种大烟。一时之间，全国各地，无论是大江南北，黄河上下，还是长城内外，漠北滇南，罂粟花到处开放，摇曳生姿。据记载，“自咸、同以后，烟禁已宽，各省种植罂粟者，连纤接畛，农家习以为故常，官吏亦以倍利也，而听之。”土烟生产的数量1866年约为5万箱，1870年已达到7万箱，已超过了进口洋烟的数量。至19世纪80年代，国产烟土的总量已是进口烟土的二至四倍。到了20世纪初，中国自己生产的鸦片又有很大发展。

当时，国产烟土以云贵川等地区较为著名，云南紧靠印度，接受了印度的生产、加工制造技术，自然、气候环境又相似，因此烟土口味、质量也较好。晚清著名外交大臣郭松焘指出:“由印度传至云南而南土兴矣，辗转传至四川有川土，又传至甘肃而有西土；由是而贵州，由是而至陕西、山西。”其实，在咸丰、同治年间以后，印度的鸦片生产、加工制造技术，已经随洋烟传到了清朝的18个行省，全国各地区的鸦片生产、加工制造都有了空前的提高。

云贵川等西南地区。云南省鸦片种植有较长的历史，据传早在明末清初即由缅甸传入，并逐渐流传开来。在鸦片战争前的清朝道光十一年(1831)，云贵总督阮元、云南巡抚伊里布即联名上奏，指出了云南省种植鸦片的大致情况，奏章上指出:“滇省边隅，民风素本淳朴，而接壤越南，又近粤省，遂致有鸦片烟流入滇境，效尤吸食之事。而治边夷民，因地气燠暖，向种罂粟，收取花浆，煎膏售卖，名为芙蓉，以充鸦片，内地人民，以取罂粟子榨油为名，亦复栽种渔利。”至光绪年间，罂粟的种植得到了很大发展，罂粟花到处盛开，姹紫嫣红，形成了一片“美丽”而邪恶的鸦片风光。光绪年间有人游历昆明，记录了昆明——云南省会城市郊区的鸦片罂粟种植情况:“出(昆明)南门，绕过金马碧鸡坊，过迎恩塘，时暮春天气，罂粟盛开，满野缤纷，目遇成色。”全省的耕地，1875年约有三分之一用于种植鸦片，鸦片产量迅速扩大:1879年约为万担，1896年约为8万担，1906年约为万担。

贵州省毗邻云南，但鸦片的种植时间稍晚。道光十一年(1831)贵州巡抚嵩溥奏:“黔山多田少，向无栽种熬烟之事。惟与滇、粤等省毗连，人民贸易往来，间有嗜食此烟者，奸商挟带，潜匿私卖，事所必有。”道光末年，广东商人将“广土”输入贵州，获利甚丰，当地人因而效尤，试种成功。咸丰、同治年间，贵州连续二十余年的战乱，广土来源断绝，贵州本地生产的黔土迅速发展，逐渐代替了广土。不仅如此，贵州所产的烟土以其较高品质反而输入广东，获取高额利润。

这一高额利润，反过来又刺激了鸦片的生产，以至于全省各地广泛种植。当时人陈惟彦任职开州，他游历贵州各地，“约计所经州属，开垦之地半种洋烟”，罂粟的种植面积几乎占了农田面积的一半，当地农民把鸦片种植、生产当成重要农业生产活动，辛勤地劳作。“洋烟一物，为害实多，民不知非，视同禾稼，连阡越陌，手胼足胝，微利所归，群相竞取。”贵州省虽然地瘠民贫，但鸦片产量也相当惊人，1879年约为1万至万担，1896年约为4万担，1906年约为万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