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内向”和人民群众反抗斗争此伏彼起的现实，李鸿章认为清政府“外须和戎，内须变法”（《李文忠公全书》（以下简称《李书》）朋僚函稿卷19。），才能维持其统治地位。

何谓“内须变法”？李鸿章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他主张“讲求军实，造就人才”，练兵、制器、购船，“师彼之长，去我之短”，资取西方资本主义的甲胄以保护清朝封建主义的躯体。

李鸿章把“资取洋人长技”制器练兵，说成是“御侮之资，自强之本”（《李书》朋僚函稿卷9、10、9、24、19、24、43、24、78、43。）。李鸿章制器练兵果真是想为国“御侮”、“自强”么？这就要听其言而观其行了。所谓“资取洋人长技”制器练兵，是李鸿章“变法”的主要内容，而他的“内须变法”是与“外须和戎”互相联系的，对外“和戎”是对内“变法”的继续，对内“变法”又势必受着对外“和戎”的制约。

何谓“外须和戎”？李鸿章认为，外国资本主义“利器强兵，百倍中国”，是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对于这个“强敌”，中国无法决胜于疆场，“即暂胜必终败”。他在给曾国藩的信中，故意曲解中国历史，说什么“自周秦以后，驭外之法，征战者后必不继，羁縻者事必久长。今之各国又岂有异？”（《李书》朋僚函稿卷9、10、9、24、19、24、43、24、78、43。）。曾国藩击节叹赏，复信说:“承示驭夷之法，以羁縻为上，诚为至理名言。”（《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33。）所谓“以羁縻为上”，就是对待外国侵略者不要“轻言战争”，而应“一意主和”，“遇事曲从，故为迁就”，不惜以出卖国家主权来换取“中外相安”的局面。因此，时人抨击李鸿章说:每当“边务迭兴”之时，“议和则李鸿章必占人先，议战则李鸿章必落人后。”（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三），页18、17、18；（二），页250；（一），页169。）“然所以议和者，美其说而文言之，则曰徐谋自强；究其极而质言之，则曰暂图苟安。”但是，由于李鸿章屡定和约，率以赔费、撤兵、进而割地了事，所以中国“非惟永远无自强之日，抑且旦夕无苟安之时。”（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三），页18、69。）其结果只能是加速向半殖民地深渊沉沦。

李鸿章“资取洋人长技”制器练兵，开始于六十年代初。一八六二年他率淮军抵沪后，一面“借师助剿”，一面“购买外洋各种军火”，“雇募精巧匠人，留心仿制”，先后办起了上海洋炮局和苏州洋炮局。非常明显，当时他制器练兵是直接针对太平军的。一八六五年以后，他又先后创办了江南制造局和金陵机器局，并接办了天津机器局。这时，虽然太平天国失败了，但太平军余部、捻军和西南、西北各族人民还在坚持武装反清斗争。李鸿章控制的沪、宁、津三局，一方面成了南北洋和京畿各军操防备战的军火供应基地，李鸿章淮军“剿捻”就颇得沪、宁二局的助力；一方面又是淮系军阀集团的政治资本，李鸿章曾特地向清政府声明，沪、宁两局乃是淮系的“命脉关系，诚不敢轻以付托”（《李书》朋僚函稿卷9、10、9、24、19、24、43、24、78、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