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中西文化既冲突又融合的时代，清流派的文化思想很有其特点。对这个问题进行探索，将有助于我们从新的角度观察近代中国文化。

一、“道”不变“器”各有选择

就文化观来说，清流派内部部分成员赞同向西方学习，其他成员则固守传统观念、鄙弃洋务。从清流派解体后情况分析，其成员的归宿大致有四:一是转化为洋务派，如张之洞、吴大澄；二是仍倾向于洋务观，但却未能转化为洋务派，如张佩纶、陈宝琛；三是从思想保守逐渐转向接受洋务观，如李鸿藻；四是终于归类到守旧派，如邓承修等。现实表明，清流派是一个有自身特点的政治派别，然而其在思想上又与守旧派和洋务派皆有着不能摆脱的关系。

清流派的文化观反映出，虽然这个群体内部的成员在对“器”（“用”）的认识方面存在着鄙弃洋务与倾向洋务的思想冲突，但是全体成员对“道”（“体”）始终是保持着统一的思想意识。这就是说，清流派文化观的“体”亦即清流派文化体系的指导思想，是以封建伦理纲常为核心的儒学体系。所以，清流派的文化观是“道”、“器”皆不变（守旧派）和变“器”不变“道”（洋务派）两种文化观混杂后的又一种形态——“道”不变，“器”可各有选择。有一点很清楚，守旧派与洋务派在“道”这个核心问题上并没有矛盾冲突，两派都以维护封建伦理纲常为终极目的，他们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就这个意义上说，清流派的文化观正是守旧派和洋务派其各自的文化观能够在一个群体内得到认可而暂时共存的一个特例。

清流派主张“道”不变，强调儒学的文化正宗地位，“维正道”论在其文化观中起着核心作用。然而，他们对“器”的认识却远不如守旧派或洋务派那么直截了当。守旧派坚持“器”决不能变，洋务派主张“器”不可不变，清流派则表现出在对“器”可各有选择的总体形态之中，包含着既倾向于洋务又恐惧被抱残守缺、泥古不化的守旧派斥责为离经叛道的矛盾心理。可见对“器”各有选择的特征，当是由该群体内外两方面因素所促成。

清流派多数成员承认“中国万不能闭关独治”，已指明了近代中国必须变“闭关”为开放，变“独治”为讲洋务学习西方。其文化观具有倾向洋务特色的要因决定了，如果就“守旧”与“洋务”这对矛盾体范围而言，那么，清流派决非倾向保守的群体，应当说它基本上倾向于洋务。

二、抨击科举、萌发改革

晚清教育腐败，“论者多患科举之弊，请筹变通之法”。清流派揭露出的教育弊端有:（一）学非所用。专注于“攻举业”之人，结业后却“所学皆非所用”。（二）学校教育本身存在着严重问题。官学废驰，生员杂滥，教官无德无才，山长有才无德，学政滥竿充数“玷辱使命”。（三）滥捐滥保严重阻碍着“学而优则仕”这一士人入仕的正常途径。“开捐以来，进身太易”，“士之务进取者，必以保举为捷径”。（四）科场舞弊。顶替、换卷、闹考、索费等现象“指不胜屈”。

清流派认为，要“整饬”就必须从学校、入仕、科场这三个方面入手。

清流派指出，“欲培人材”则必须从整顿学校开始。在培养经世致用、卫道救国的人才这一教育目的指导下，他们对整顿师生的德行和素质提出具体措施，建议“酌留学额”“任缺毋滥”；清理教官队伍，“不职者概予沙汰”；清理书院山长队伍，恢复公推山长之法；“慎简”学政，在其届满御任时，还应“逐加考察”，有不称职者“惩处一二以警其余”。他们强调需要整顿教育内容，对于教育课程，主张“读书宜读有用书”，以便“于己”“于世”皆有裨益，建议增添西学内容，如文科“以火器、轮船、海防发问”，“武科改试洋枪”。可见他们围绕着教育内容，既企盼借传统的“有用书”以“通经致用”，又期望借“西学”以“务实”，显然这具有着经世实用主义的强烈色彩。可以断言，清流教育思想含有洋务教育思想倾向。

其时，士子入仕不外捐、保、试三条途径。针对“捐输开而铨法杂，保举滥而铨法更歧”的颓风，清流派要求停止捐纳，严核保举。他们极力维护考试入仕这条“正途”，抨击捐、保入仕这两条“异途”。“正途”在“学而优则仕”面前原则上能保证考生人人平等、公平竞争，因此扬考试而抑捐、保，对挽救衰败的士风能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