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作家李宝嘉所著的《官场现形记》是一部全面批判官僚体制的文学作品。然而，当我们细评其 中各色人物在社会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低劣人性时，显见《官场现形记》实质上是一部全面揭示中国人人性的社会学作品。它通过“官场”演示人性、人性低劣导致官场腐败之内在逻辑，栩栩如生地再现了晚清官场全景社会生活画卷。

在十九世纪中下叶的世界历史舞台上， 古老的华夏文明与世界新兴文明历史地走到了一起，中华民族经历着一场必将导致脱胎换骨的中外文明大碰撞。在这场惨烈碰撞中，处于清朝末年的中华民族是何等病弱、何等苦难、被世界列强凌辱到何种程度!就好象一个庞大的食草动物被一群豺狼虎豹围猎、撕解!与动物界弱肉强食之不可避免一样，这种被凌辱的苦难正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当世界文明史跨入近代，诞生了一个代表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崭新社会意识，即“民主与科学”，并以此掀开了生机蓬勃绚丽多彩的人类发展新纪元。在这个进程中世界各民族国家发生了具有“文明落差”性质的领先与落后的大分化。西方各主要国家捷足先登，早在16世纪开始就经历着文艺复兴思想的大洗礼，继而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确立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为自然科学和工业技术、为资本化机器大工业提供了宽松而广阔的发展空间。马克思曾总结说:资本主义一百年间将生产力空前提高，比有史以来几千年生产的总和还多。而这时中国还正处于清朝末年的封建专制和农耕经济状态。世界格局如此倾斜，社会能量总要保持动态平衡，高能量必然向低能量扩散并覆盖。本来这些列强适时地走在世界发展的前列，现在却以同等程度给落后民族造成严重灾难。它们带着征服的心理资本的欲望、凭借坚船利炮叩开了中国的大门。面对世界列强通过军事经济文化等全方位扩张渗透，晚清政府无力招架，在民主政体面前暴露出封建制度的深刻弊端，在资本的机器生产力面前反差出封建的农业生产方式极其薄弱的物质手段。

在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第一次面临存亡绝续的历史关头，开明君主和一批仁人志士 力图改革弊政以期中兴，但以失败告终。而一批对西方文明冲击有切肤之痛的高层官僚也提出了“中体西用”的主张，即在不变的封建君主专制的政体框架内充实近代科技工业生产力以巩固之，但是万难实行。决定社会发展的直接层面因素是社会制度，而深刻层面是“人”。从直接层面看，近代机器大工业是以民主政体为载体的，是在资本社会的法律机制中实现的。“民主与科学”这一先进社会文化是机器大工业的社会本质和条件。而在晚清社会的专制制度下，引进的近代工业和近代军事手段正象佳木裁进枯石，最终以“甲午战争”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为标志而告彻底失败。从深刻层面看:沙皇俄国排斥欧洲启蒙运动而采取有序集权下的经济自由，俄罗斯民族在专制制度下同样建立了强盛的近代机器大工业，跻身于世界列强。

所以，不论是“文明落差”还是改良失败，归根结底还是“人”的问题。这个“人”是指具有一定的社会文化积淀和特定民族个性的社会民众。从文化意识来看 ，中华民族绵延了二千多年的儒家思想中有它的负面影响成分，即等级观念、中庸思想以及保守压抑的行为心理，这些积淀在中国人心灵深处的思想意识是导致专制主义、封建政体重要的社会文化因素。就特定民族 个性而言，中国人的小气、狭隘、妒忌、奸诈、懦弱、趋奉、顽固、自大、张狂比世界其他主要民族更明显突出。这个“人”才是中国社会长期积弱相对衰落的根本原因。而《官记》证实了晚清的末落与失败是低劣人性的必然。

请看李宝嘉在《官记》中以文学形式典型化记载的晚清社会人性低劣之官场腐败。

陶子尧，一个对洋务无知者竟硬充高深摘抄了一个洋务条陈给上司，上司把他当作洋务人才派到上海找洋人购置机器。他一到上海首先就包了个妓女，整天整夜吃喝玩乐。“经纪人”魏翩 仞和仇五科谋划道:“不弄他两个弄谁”。 及至在洋行签定了合同银子却亏缺多多，正准备编造项目增要银两，恰巧上司换了新人并巳另派员购置，他趁机与“经纪人”谋划上陈说“现今毁约，洋人提出加倍罚款”，朝廷只得又支拨了一倍银两，结果是所有办事的都挖空心思从中得了好处，而把朝廷的大事办砸。胡统领剿匪可算是一场闹剧，他乘坐专供淫乐的“江山船”，顺着钱塘江一路逍遥来到剿匪地。因属零星贼盗本无匪剿，兵勇们却打锣敲鼓浩浩荡荡大肆抢掠奸淫。当地知县庄大老爷接难民告状,他意欲巴结胡统领，故别出心裁定要讼者揪出凶手案犯，被奸小女要带来验身,否则判诬告坐罪。这帮难民冤屈至甚，只管跪地哀鸣“青天大老爷!”于是庄大老爷发话道:“本县要为尔等开脱罪名，你们就讼告是遭土匪糟踢，还可领到抚恤银两。再孝敬几把(称颂功德)万民伞，以表胡统领剿匪有功。”难民们只得磕头作罢。胡统领“凯旋”着即申报领奖，列述剿匪数、有功者、保奏者等等，特别申报耗银多少万两。最后他不仅有功还捋掠了朝廷一大笔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