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是早期中国近代企业的倡导者，他积极引进大机器生产，旨在“稍分洋商之利”；他醉心于“官督商办”，阻碍了资本主义近代企业的发展。他虽然大力呼吁“变成法”，但却反对动摇君主专制制度。剖析李鸿章的思想主张，颇有助于理解洋务运动的得与失。

引进大机器生产——稍分洋商之利

工业化是近代化的基本的必要的条件，传统社会的主基调是农业的，近代社会的主基调是工业的，传统社会进入近代社会的动力是工业化。李鸿章作为洋务运动的实际主持者和推进者，是早期中国近代企业的倡导者。工业化的核心是用机器生产代替手工劳动，李鸿章抓住了这一关键，积极引进大机器生产。李鸿章认为，军工企业需要完整的近代工交体系，需要雄厚的资金。因此要推广机器生产，大力发展工商，“惟中国积弱由于患贫，西洋方千里数百里之国，岁入财赋动以数万万计，无非取资于煤铁五金之矿，铁路、电报、信局、万口等税。酌度时势，若不早图变计，择其至要者逐渐仿行，以贫交富，以弱敌强，未有不终受其敝者”。同时，李鸿章认为机器生产能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洋机器于耕织、刷币、陶埴诸器，皆能制造，有裨民生日用，原不专为军火而设。妙在借水火之力以省人物之劳费”[1]。在当时，这种认识是难得的。顽固派还主张“不以耕织机器夺农工之业”[2]田，认为“以技艺夺造化则干天之怒，以仕官营商贾则废民之业”[3]，对于这些陋见，李鸿章警告说:若不“因时为变通”，“后患将何所底止耶”[4]。经过李鸿章等力争，中国才得以兴办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企业。

追求交通运输的近代化。1872年李鸿章就明白地表示支持商人兴办轮船运输业，“我既不能禁华商之勿搭洋船，又何必禁华商人自购轮船”[5]。并很早就有“改驿递为电信、土车为铁路”的打算，认为铁路电线，“功用最大”，提出了建造南北四条铁路干线的计划，并成立天津铁路公司，着手建筑了唐山到天津的中国第一条铁路，积极倡导用西法开采煤铁。开平矿务局就是在他的主持倡导下兴办的，他认为，“从此中国兵商轮船及机器制局各局用煤，不致远购于外洋。一旦有事，庶不致为敌人所把持；亦可免利源之外泄。富强之基，此为嚆失”[6]；重视近代纺织业。“吾中华向来织布借人工，泰西竞尚机器，工半利倍”；洋布价廉物美，“已家喻户晓无从禁制”。[7]为此，他积极筹建上海机器织布局，在织布局毁于火灾后，又立即重建，“并厘定章程，号召华商多设分厂，以资推广”[8]。中国早期有经济效益的交通运输、采煤炼铁、轻纺织业等近代企业几乎都是在李鸿章主持或倡导下创办的。在半殖民地的中国，若创办近代企业便不能不和外国侵略者“争利”。当时沿海航运几乎全被外轮霸占，以纱、布为大宗的洋货大量涌入内地，国权不保，利源外泄，中国日益贫困。李鸿章创办近代企业，同时也引进了竞争观念，具有“为收回中国利权起见”的目的。

李鸿章创办轮船招商局，原期“使我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占尽”[9]，该局的创办，打破了外商在中国水域的垄断局面。据李鸿章估计，“创办招商局十余年来，中国商民得减价之益而水脚少入洋商之手者，奚止数千万”[10]；开采漠河金矿，目的在于“外以折强邻窥伺之渐，内以立百年富庶之基，其有益于国计民生，殊非浅鲜”[11]。并强调“借用洋法而不准洋人代办”，也不准洋商入股。并以“权利所在，军务、商务消息岂能使别国操之”[12]四为理由，抵制了德国在中国架设陆线的要求；对于纺织等轻工业，李鸿章指出只有引进外国机器，才能“分其利权”。

可见，李鸿章在创办近代企业的同时，引进了竞争机制，对于外国的经济侵略具有一定的抵制作用。1878年奕？等在评论轮船招商局的作用时说:“从前洋商专擅之利权，中国商人得以分取而尚未能收回也。”[13]这一评价是比较切合实际的，洋务派创办的民用企业确实无法“收回”而只能“分取”被“洋商专擅之利权”。因为不摆脱外国资本主义的殖民统治，争得政治经济的独立自主，就只能是“稍分洋商之利”。

工业化是近代化的基本的必要的条件，李鸿章倡导创办近代企业，不论主观动机是什么，客观上都为中国走出中世纪增添了物质力量。但洋务运动的成效又是有限的，到甲午战争，整个经济仍停留在封建落后状态，完整的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大工业机器生产都没有确立，外国资本主义经济还占明显的优势，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实现工业化，充其量只是稍分洋商之利。

倡导官督商办——扶持与控制并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