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1869年1月12日－1936年6月14日），原名学乘，字枚叔。后易名为炳麟。嗣因反清意识浓厚，慕顾炎武的为人行事而改名为绛，号太炎。世人常称之为“太炎先生”。早年又号“膏兰室主人”、“刘子骏私淑弟子”等。中国浙江余杭人，清末民初思想家，史学家，朴学大师，民族主义革命者。

生平

朴学训练与排满情结

章太炎幼年受祖父及外祖的民族主义熏陶，通过阅读《东华录》、《扬州十日记》等书，不满于满清的异族统治，奠定了贯穿其一生的华夷观念，并在后来与《春秋》的夷狄观以及西方的现代民族主义观点相结合，形成具有其个人特色的民族主义观。光绪十七年（1891年）章入杭州诂经精舍，师从俞樾、谭献等。早年关注经、子之学，初步确立对“今、古文”界线的认识。著有《膏兰室札记》、《春秋左传读》等。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章太炎曾为强学会捐款，与康、梁通信。又到上海任《时务报》主笔。但终因学术意见之争发生与麦孟华等人的“拳殴”事件。此后回到浙江，与较为稳健的“中体西用”派王文俊、宋恕等人相往来。1898年春，曾应张之洞之邀赴武汉办报。戊戌政变后，章氏仍遭通缉，避地台湾，任《台湾日日新报》记者。1899年夏，东渡日本，与梁启超等人修好，返回上海参与《亚东时报》编务工作。此时章太炎的排满观和古文经立场日益明确，在苏州出版了其著作《訄书》的第一版（木刻本），由梁启超题签。1900年义和团事件发生后，晚清趋新的士大夫严复、汪康年、唐才常等在上海组织“中国议会”以挽救时局，章太炎应邀参加。在会上，章太炎主张驱逐满、蒙代表，并割辫明志。但章氏仍与康、梁等人保留着联络。

革命与讲学

1902年章太炎再次逃亡日本，寓梁启超《新民丛报》馆，并与孙中山结交，极力牵合孙、康二派的关系。同时通过日本的中介，接触到西方哲学、社会学、文字学等领域的学术著作。当年夏回国后，重新改定《訄书》（即《訄书重订本》，1906年于东京出版铅印本，改用此前邹容的题签），并有撰写《中国通史》的计划，与梁启超同为现代中国“新史学”的奠定者。此期间，参加上海爱国学社。1903年，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指斥清帝，又为邹容《革命军》作序鼓吹，遂发生震惊中外之“苏报案”，乃与清廷两曹对质，入狱三年。1906年赴日本参加同盟会，继任《民报》主笔，主持《民报》与《新民丛报》的论战。此期间，章太炎主张“以国粹激励种性”，“以宗教发起热情”，其《民报》上的文字，乃是以佛理说革命，主张“革命之道德”。撰有《中华民国解》，为“中华民国”国号的创始者。又参与此期兴起的国粹主义运动，自1905年起，在《国粹学报》上发表若干学术文字，并在东京开设国学讲习班，“宏奖光复，不废讲学”。此前，1903年章太炎与近代古文经学另一重镇刘师培定交，此后因学术祈向相近而交往日密，遂发生被刘师培与妻子何震诬蔑叛变事件，又与孙中山、汪精卫、黄兴等因《民报》不合，乃由提倡光复转入专心论学，著有《文始》、《新方言》、《国故论衡》、《齐物论释》等。其中《国故论衡》为近代学术史上有数之巨制，开辟了汉语言文字学、经学、文学、及哲学心理学的现代化研究的先河。1909年又编有《教育今语杂志》，撰写若干白话述学著作，以普及学术。

讲理学与救学弊

1911年10月发生辛亥革命，11月15日回到中国上海，向黄兴提出“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劝告。并在槟榔屿《光华日报》连载发表政论《诛政党》。1912年2月任南京临时政府枢密顾问。1912年冬任袁世凯政府东三省筹边使。1913年4月从长春返回上海。6月与汤国黎结婚。6月，针对孔教会提议设孔教为国教，发表《驳建立孔教议》，反对定孔教为国教。在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之后，章觉察袁世凯包藏祸心，于1913年8月进京，欲与袁世凯说理。袁不见，章乃以大勋章作扇坠，至新华门大骂，遂遭袁氏囚禁，关押在龙泉寺。被袁世凯囚禁时期，犹为吴承仕等人讲学不辍，后集为《菿汉微言》。此间，再次修订《訄书》，改题《检论》。又集其著作为《章氏丛书》，先后由上海右文社及浙江图书馆出版铅印及木刻本。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章恢复自由，前往上海。1917年3月对段祺瑞参战主张表示反对。7月参与护法运动，任海陆军大元帅府秘书长，为孙中山作《代拟大元帅就职宣言》。1918年离开广州途径四川、湖南湖北，东下上海。1920年拥护“联省自治”运动。1922年在上海讲学，曹聚仁根据记录整理为《国学概论》。但章太炎始终没有放弃对黎元洪、吴佩孚、孙传芳等新旧军阀势力的期望，反对国民革命军北伐。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章太炎采取不合作态度，自命“中华民国遗民”，曾遭国民党上海党部通缉。1930年代后，活动限于上海、苏州一带。晚年主张读经，并据《春秋》“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之义，力主对日强硬。1935年，在蒋介石资助下，于苏州锦帆路开设章氏国学讲习会，招收最后一批学生，并出版学刊《制言》。章太炎晚年学术由汉学转向宋学及王阳明之心学，而其经学成就亦更注重魏晋经学，上窥两汉经学之不足，撰有《汉学论》。又曾撰《救学弊论》批评现代教育体制，主张回归民间办学和书院教育。

1936年6月14日因鼻窦癌卒于苏州锦帆路寓所。

轶事

俞樾因太炎提倡排满革命，曾声言“曲园无是弟子”，章曾就此撰有《谢本师》一文，收入《訄书重订本》，又有《俞先生传》，收入《太炎文录》。但太炎治学，由小学入门，主张音韵文字相通，以此为基础，结合西学，恢弘清代诸子学之门户，其方法一本曲园师承，绝非自立门户。

章太炎曾在晚清时与《新世纪》报吴稚晖等人争论汉字前途，反对在中国采用“万国新语”（世界语）。乃依篆书创造记音字母，作为汉字初学的注音手段，以保存汉字。民国三年，由其弟子钱玄同、许寿裳、周树人促成教育部通过，作为国语注音符号，即今日仍在台湾通用之注音符号前身。

章太炎精通医学，著有《霍乱论》、《章太炎医论》（原名《猝病新论》）。曾有人问章太炎：“先生的学问是经学第一，还是史学第一？”，他答道：“实不相瞒，我是医学第一。”

1915年章太炎被袁世凯软禁期间，被迫写“劝进书”，书云：“某忆元年四月八日之誓词，言犹在耳。公今忽萌野心，妄僭天位，非惟民国之叛逆，亦且清室之罪人。某困处京师，生不如死！但冀公见我书，予以极刑，较当日死于满清恶官僚之手，尤有荣耀！”据说，老袁气得冒烟，又自嘲说：“彼一疯子，我何必与之认真也！”时称章太炎为“民国之祢衡”。

胡适著有《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出版时特送了一本给章太炎，上写“太炎先生指谬”，下署“胡适敬赠”，人名旁边便用标点符号。章看到自己名旁加了黑杠，不禁大骂：“何物胡适！竟在我名下胡抹乱画！”及至看胡的名旁也有黑杠，才消了气说：“他的名旁也有一杠，就算互相抵消了罢！”案此传说实不可信，章太炎在晚清时出版的《訄书》（铅印本）等著作就曾采用旁线作为人名、书名号。所谓新式标点，在晚清以及明治时代的日本就已经发端了，不至于对此感到惊讶。

章太炎又有一致胡适之白话信，抬头曰：“适之你看”，盖直译旧时信函“某某大鉴”之体也。

受刘歆《七略》的影响，以《国故论衡》中《原学》等篇为代表，章太炎主张“九流皆出王官”说，而后来胡适著《诸子不出于王官论》，提出相反的意见。[1]

章太炎也是最早刊登征婚启事的名人之一，有人问他择偶的条件，他说：“人之娶妻当饭吃，我之娶妻当药用。两湖人甚佳，安徽人次之，最不适合者为北方女子，广东女子言语不通，如外国人，那是最不敢当的。”后经过蔡元培介绍，与汤国梨女士结为夫妇，婚礼当天，皮鞋左右颠倒，一时大窘。

章太炎早年在日本主编《民报》时，曾主张社会主义，与片山潜等日本社会主义者过从甚密，并由此反思西方的进化论及现代文明，撰写了《俱分进化论》、《五无论》等著作。据传，章太炎逝世的时候，只愿以五色旗覆盖，不承认青天白日满地红旗。

章太炎逝世后，因对日战争爆发，暂厝于苏州锦帆路寓所水池中。解放后，浙江省人民政府按其遗愿，葬于杭州西湖南屏山南明遗臣张苍水墓旁。“文革”初期遭暴尸，后又重新安葬。汤国梨卒后，亦一并安葬于此。今设有章太炎纪念馆。

苏州章太炎故居文化大革命后期的“评法批儒”运动中，章太炎被当作法家体系在晚清的代表而得到发掘，当时上海人民出版社组织并“解放”了一批学者，编辑了若干章太炎诗文、著作的选本和注释本。这一系列工作，虽然受到政治风潮的影响，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八十年代以后编校《章太炎全集》和重建章学研究的人员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