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老子思想批判》作者:曲辰

治理国家，执政者是爱民还是役民？这是政治制度所决定的。建立什么样的社会政治制度，则又是同执政治国者的指导思想紧相联系。而执政者的指导思想，则无不表现为一定的哲学思想理论。轩辕黄帝执政治国，是总结了自从私有制产生以来，引起掠夺性的战争不断，社会混乱、人难安居、民不聊生、社会道德沦丧、父子不亲、兄弟相争的历史经验之后，以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理论为指导，而建立以治国为公、天下大同为目标的政治制度，并以中国古典哲学理论立法而行治国的。

中国古典哲学理论是以同性相斥、异性相引的物理规律为依据而形成的一种哲学理论。它认为，凡事物都存在阴与阳的属性，事物的阴阳异性就构成了它们之间的互感、互引、互动、互渗、互补、互依、互为己存之根本这样一种平衡、相对的统一体。不论任何事物，孤阴不生，独阳不长，只有阴阳互感、互引、互动、互交，互渗，才能具有无限的生命力，才能够兴旺发达，才能够长盛而不衰。所以，《易》经就以经卦阴阳相重而又各安其位、表现为不相交的别卦卦画，命名之曰《否》，而对表现为阴阳相交之别卦卦画，就称之曰 《泰》，并且明白地告诉人们:“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通也。” “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在一个国家之中，执政治国者，因为掌握着行政大权，制定法律，执法治国，发号施令，在政治的一切方面都处处于一个主动的地位，故为阳。而黎民百姓，处于下位，接受执政者的统一治理，守法、听命，就表现为被动，是属于对立统一事物之中阴的一面。然而，阴阳事物则是互根、互依的关系，失阴则无阳，失阳则无阴。故执政者只有爱民、亲民、在一切行政措施方面都将黎民百姓的利益看作是自己的根本利益，才能受到民众的爱戴和拥护，黎民百姓才能够为国尽忠，而贡献其力量、智慧、乃至宝贵的生命。所以，人民为君王之根，国家之本，君主爱民就是从根本上珍惜政权、热爱社稷。黄帝更从各部落方国重视掠夺、勤兴杀伐、为一己私利失国、灭身的事例中，深刻认识到了这种天地之间所存在客观规律的不可违背性。因而就说:

吾畏天，爱地，亲民，立有命，执虚信。吾爱民而民不亡（指人民接受统治而不逃亡）。吾爱地而地不旷（指土地不会荒芜）。①

圣人不巧，时反时守，尤为爱民，与天同道。②

圣人举事也，道合天地，顺于民心，……使民同利，万夫赖之，所谓义也。③

无父之行，不得子之用。无母之德，不能尽民之力。父母之行备，则天地之德也。……号令合于民心，则民听令；兼爱无私，则民亲上。④

夏禹建立了“父传子，家天下”的君主独载政治制度之后，就不会实行爱民、亲民、以民为本的治国之策了。这是因为，家天下的独裁统治，从根本上就违背中国古典哲学的基本原理。执政者为了私利，首先就将自己放在了一个与全国黎民百姓争利益的地位上，而且是用手中所掌握的治国大权来同老百姓争利益，这种掌权者，客观上就已成为人民的公敌。这样，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就是同性相斥的矛盾与斗争关系。统治者要与人民争利益，就必然要任人唯亲，而不会任用贤能，其目的就是保住自己的权位。为了这个目的，就要采取制度性的措施为组织保证，分封家族成员、亲信为朝庭要害部门大官、为小国诸侯、为地方官，千方百计地役使和盘剥人民。

掌权为私利，为了自己权位得以保障，就要大树自己的权威，千方百计地神化自己。因此夏禹就要鼓吹“君权神授”思想。将他自己炮制出来，为抵制当时社会上原有的民主政治思想，为自己的奴隶独裁统治做说的东西，假托为天神所赐，言:“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用以愚弄人民以达其奴役之目的，就是历史的证明。夏商以来各个朝代，莫不如此。

所以，老子就不赞成爱民，而主张“役民”。只是，他并不将此直说出来，而编造理论化的说词，将其“役民”观点披上一层神秘的理论外衣罢了。如老子说: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①

爱民治国，能无知（智）乎？天门开阖，能无雌乎？明白四达，能无为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②

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知此两者亦稽式，是谓玄德。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①

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②

老子是懂得阴阳相对观点的，但在宣扬他的“役民”理论中，就进行诡辩了:首先，在中国古典哲学理论中，“天地”是作为一个客观自然规律的名词，自然规律是无思想意志的，因而，自然规律可以使植物、动物、人类生存，也是降灾可以使他们死亡的，这里并不存在“天地”——也就是“道”将万物“为刍狗”还是“为圣贤”的问题。由此推论出作为人的“圣贤”将“百姓”当作“刍狗”对待的问题。这是故意制造逻辑混乱而做的一种曲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