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揭开文化的神秘面纱，为新型师生关系的建立奠定基础

文化精英和典籍的散落，既冲破了“学在官府”的贵族教育樊篱，也向下层民众揭开了曾经笼罩在文化礼乐知识之上的神秘面纱，打破了学术官吏的权威地位，为私学建立一种新型师生关系奠定基础。王夫之评述三代历史时说：夏尚忠，殷尚质，周尚文。[13]其中的“文”就是以礼乐为代表的文化建设。先秦典籍《周礼》[14]通过规定仪节行为区分尊卑、亲疏、贵贱、贤愚等社会范畴，界定每个人在秩序中的具体位置，通过潜移默化把这种长幼尊卑、“三纲五常”的伦理规范植入社会成员内心深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15]其实是孔子对西周礼仪制度的向往。自周平王东迁以后，周室衰微、诸侯坐大、官学失守、礼崩乐坏，笼罩在人们心里的这种森严的尊卑观念也随之瓦解，等级尊卑逐渐褪去了神圣的外衣。私学里的新型师生关系正是在此背景下出现的。

在这种新型的师生关系中，老师和学生之间形成了一种类似于朋友的关系，平等相待。这点在孔子和子路的师生关系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论语·雍也》载：孔子去拜见把持朝政的南子，“子路不说”，孔子马上很着急地向他解释：“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还有，《论语·子路》记载：卫出公请孔子主持政事，子路问孔子打算从什么开始做起，孔子说：“必也正名乎”，子路当即嘲笑孔子迂腐，说：“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反之，孔子对子路也是像朋友一样，如《论语·先进》记载了一次孔门师徒学术研讨会，会上子路讲大话，孔子直接当面“哂之”，微笑地讥讽他。孔门师生强调相互切磋探讨，“三人行，必有我师焉”[16]而且师生之间也没有人身依附关系，“欲来者不距，欲去者不止”[17]，来去自由。如原本学儒的楚国之士陈相，听闻许行在藤国讲学，便弃儒从农，背起农具直奔藤国拜许行为师。在私学中能够出现这种新型的师生关系，不能不说与王官失守、礼崩乐坏而导致的思想解放有关。这种新型的师生关系深深地影响了后世的私学。

二、私学兴起的动力：学术传承和社会对“士”的需求

(一)学术传承呼唤私学

春秋以来，各诸侯国忙于兼并和争霸，无暇顾及或者根本没有意识到发展文化教育，这点从春秋开始，就成为中国古代战乱时期文教领域的典型特征。《毛诗·子衿亭》注曰：“子衿，刺学校废也；乱世则学校不修焉。”近人黄绍箕概括更精辟：“春秋二百四十年，诸侯学校之制见于经传者，亦只鲁僖公之立泮宫，子产不毁乡校二事。”[18]战国时比较有名的也就齐国的稷下学宫，但是稷下学宫更像是一所“民办公助”的私立学校，以致于英国学者李约瑟将之称为“稷下书院”[19]三代所积累的有关服饰、饮食习惯、居住习俗、礼仪方式、庆典方式等显型文化传统，以及沉淀在人们深层心理结构中的价值取向和情感态度等隐型文化传统，都需要通过教育传递给下一代。而且，由于春秋战国正处于新旧制度更迭的时代，各种符合变革需要的文化知识和心理倾向都需要得到及时有效的传播，偏偏此时王官失守本职，旧贵族厌学，诸侯又不兴文教，于是，学术传承的历史使命呼唤着私学的产生。

(二)诸侯争斗对“士”的需求推动了私学的兴起

为了争取在诸侯混战的军事政治斗争中掌握主动权，诸侯纷纷“举贤才”，大力揽“士”。史载“诸侯并争，厚召游学”，[20]列国君主采取积极主动的措施，大力招揽人才。春秋前期，私学刚刚兴起不久，齐桓公便招收游士八十人为己所用。[21]昭王“卑身厚币以招贤者”，致使“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士争相趋燕。”[22]季康子甚至直接向孔子索求贤达弟子充当家臣。[23]养士用士之风盛行列国，极大地鼓舞了人们拜师求学的热情，许多人潜心苦读，梦想有朝一日位极人臣，著名纵横家苏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战国策秦策》载：（苏秦）“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记载：赵襄子一日之内任命中章、胥己两位“中牟之士”为大夫，“予之田宅”，于是“中牟之人，弃其田耕，卖宅圃而随文学者，邑之半。”现实的直接刺激了私学勃兴。此时的“士”不再是指旧贵族的底层，不再受出身、等级限制，而是一个关于能力和人格的称谓，只要有才学有特长，都可能晋升为士阶层，一朝得势，权倾朝野。这为平民提供了一条飞黄腾达的通道，他们通过游学拜师，或深谙权谋，或精于布阵，或善于辞令，或富于辩才，在春秋战国的舞台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他们“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伤。”[24]不断涌现许多如公孙衍、张仪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则天下息”[25]的风云人物。“得士者昌，失士者亡”逐渐成为共识。诸侯和权臣越来越倚重士人，于是到了战国，养士之风盛极一时，“战国四公子”及秦相吕不韦的“食客”均有三千之众。且各国的大夫官吏都有自己或多或少的谋士充当智囊，为其谋划筑“窟”。他们也注意善待士人，如魏文侯以卜子方、段干木等士人为师；“四公子”对待“食客”极尽礼遇：“无论贵贱，一与文等”[26]、“谦而礼交之，不敢以其富贵骄人”[27]、“其上客皆蹑珠履”[28]。这就形成了良性循环；诸侯求贤纳士，刺激人们拜师求学，私学生源充足；私学培养的士作用越来越大，身价越来越高，越来越为列国所倚重，反过来又刺激了私学的繁荣。

三、私学兴起的舆论环境：思想意识形态控制的缺位

自迁都雒邑以后，周室名存实亡，诸侯坐大，于是郑庄公打败王师，郑将祝聃箭射周桓王，楚庄王问国之神器九鼎的轻重，季氏“八佾舞于庭”[29]，鲁国用天子才能用的大社祭等事件接踵而至，加之周王室两次王位之争导致内部斗争的公开化，标志着用《周礼》规范的西周奴隶制伦理制度走向崩溃。且此时正值社会制度更迭的过渡期，注定无法在短时间内形成一套新的礼仪文化制度以约束人们的思想言行，加之诸侯忙于军事、政治斗争，且对士人的思考和追问半信半疑，对曾经笼罩在周王室权威之中的礼仪文化仍然存在敬畏之心。

因而，私学得以在相对宽松自由的空气中存在和发展，当时思想自由，学派林立，史称“百家争鸣”。据西汉刘歆的《七略》中归纳，主要有“十家九流”[30]它们以各自的理论主张相互论争、相互吸收，刘向《别录》记载：“齐有稷门，城门也，谈说之士期会于稷下”，即定期召开研讨会。同时，各家各派又朝着自己的方向自由发展，从而推动了私学的兴起和学术文化的繁荣和多样性。

在这样一个相对宽松的思想环境下，士人以其学识自居，张扬个性，一种“舍我其谁”、傲视一切的书生习气广泛存在于士人心中。“如果说前期文化知识的阐述者还必须依附于政治权力，那么后期知识垄断者常常可以与权力分庭抗礼。”[31]孟子朝见了梁襄王后，就对别人说：“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公开嘲讽襄王没有一点“人君”的模样和威严。《孟子万章下》记载了鲁缪公与子思关于“师友”之争：缪公问子思，“千乘之国”的国君把士当作朋友，怎么样子思很不高兴地回答说：“以位，则子君也，我臣也”，但是“以德，则子事我者也，奚可以与我为友”孟子更是直截了当地说：“彼（国君）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畏彼哉！”[32]公然挑起“王贵”和“士贵”之争，可见当时的士阶层已经开始自觉地以自己的学识文化为利器，不断抬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从而间接地抬高了先秦私学的重要性，士阶层社会地位之高，不断吸引着许多有志于挤身士阶层的平民拜师求学，从而为私学的发展繁荣创造十分良好的舆论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