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学在春秋时期产生，经历短短的一二百年就直接走向繁荣，出现“百家争鸣”的盛况，这不能不说一个奇特的教育现象，它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办教育发展的轨迹有诸多相似之处。研究先秦私学的产生和兴起对我国当代民办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改革开放以来，学者们对这个问题作过积极的探讨。目前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两个论述逻辑：一是“经济下移——政治下移——文化下移——‘士’的崛起”逻辑，毛礼锐、沈灌群主编的《中国教育通史》在唯物主义哲学观的指导下较早提及经济下移、政治下移而导致文化下移这样一个逻辑。[1]金忠明在其编著中把先秦私学兴起的原因归结为经济下移、政治下移导致文化下移，以及社会发展对文化教育的需求两个方面，并作了系统的论述。[2]王建军在其最新论著里则对这个逻辑作了比较全面的概述；[3]二是“经济下移——宗法制解体——学术扩散——‘士’阶层的出现”逻辑，此逻辑以李国钧、王炳照主编的《中国教育制度史》的论述为代表，文中把先秦私学兴起的原因归结为：封建小农经济的建立（包括土地私有制的产生和商业勃兴两方面）、宗法社会形态的解体、学术扩散和“士”阶层的出现。[4]另外的一些教育史专著和论文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基本上没有走出以上两类经典的论述逻辑。总体而言，这两个论述逻辑都是相对宏观的分析思路，很难从中直接看出每个要素对私学在操作层面上的影响。

本文试图更换叙述角度，以私学兴起的“前提—动力—舆论环境—物质基础—教育观念”为逻辑展开叙述，并切入到每个影响要素的微观层面，试图始终站在教育的立场上窥探每个要素对先秦私学产生和发展过程中的微观影响。按照这个逻辑，本文分五个部分展开叙述。

一、先秦私学兴起的前提：旧教育制度的崩溃

自西周建立以来，王室垄断着所有图书典籍，掌管典籍的官吏依据周礼的世袭制，父子世代传承，把持文化要职，文化礼仪和典籍仅在贵族内部传承，以备祭祀、兵伐及其它仪式之用。下层百姓无缘接触，民间无学术，也无学校教育。清人章学诚说：“官守学业，皆出于一。而天下以同文为治，故私门无著述文字。”[5]“天子-诸侯-大夫”的等级制度维持着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

到了西周末，出现王官失守、学术下移现象，三代以来所形成的教育制度走向崩溃的边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掌管文化礼乐和图书典籍的官吏散落四方，有三次有记载的文化迁移作为佐证：“国人暴动”导致第一次文化下移以及周王室内部争权导致两次学术下移。很多论著对这方面已有详尽论述，这里不再重复；二是殷商以来所形成的仅在贵族内部传承礼乐文化的学术传递流程出现了断裂。王室贵族们在丧失经济政治大权的同时，也丧失了进取精神，“不说学”情绪在周王室内弥散。这就注定了周王室贵族无法承担传承学术薪火的历史使命。

但是，官学废并非等于教育废，孔子说：“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唐孔颖达引王肃曰：“孔子称学在四夷，疾时学废也。”[6]“杜预注：失官则是，学废则非。因为学官不修其职并不意味着教育从此废毁，而是由官学替降为私学。”[7]旧教育制度的崩溃，对私学的兴起产生了先导性影响。

（一）官、师分离，为私学提供了师资力量

三代之时，文化和礼乐知识一般由史官和乐师掌管。《周礼》载：大司乐掌成均之法（国学），大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人口之数（乡学）。[8]刘知几《史通·史官建置》中说到：“……至于三代，其数(注：即史官)渐繁，案《周官》、《礼记》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之名。”此时官师不分，政教合一。“国人暴动”发生后，第一批文化精英从周室的职官系统和政务系统中分离出来，王官开始失守本职，流落四方，“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馨襄入于海。”[9]这批当时的文化精英散落在民间，以教习礼乐文化为生，标志着教师开始从官吏中渐渐独立出来。他们“成为历史上第一批靠出卖知识维持生计的士”。[10]以后有记载的两次文化迁移中，也有一大批乐工和史官流散到民间，包括道教所尊奉的祖师老聃。《庄子·天下》中曾说：“其在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张瑞王番先生认为“这些人最先出现在旧文化根基最深且封建制改革又进行得较早的邹鲁之地。”[11]此时的私学经营者并非官吏，有别于西周的王官之职，而是以“造士”为专职，是专门化的教师。商代以来官师一体的格局被打破，私学和私学教师开始从政权机构分离独立出来。

（二）典籍散落四方，为先秦私学提供了最初的教材

如前所述，春秋以前，图书典籍均为王官所掌控。经过几次文化下移后，典籍散落各地，这为私学提供了教材。

典籍从殷商开始就有了，《尚书·多士》引周公言：“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这从卜辞和铭文等考古材料中可以得到证实。由于当时文化掌握在史官手里，所以只有官方公文，没有私人著述。经过“国人暴动”后，宫廷典籍逐渐散落到民间，这为私学教育提供了教材。由于材料的零散性，据传孔子删订或整理了《诗》、《书》、《礼》等三代典籍，孔子以先秦典籍为教材，在《论语》中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中明确地反映出来，如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12]等等，孔子本人晚年好读《易》，传有“韦编三绝”的美谈。可以说在《论语》里，孔门师徒对话的论据无出《诗》、《书》、《礼》等三代典籍之右。道家学派开山鼻祖老子携周守藏室典籍出走楚国，后来糅合自己的思想著述而成《道德经》，成为了道家学派必读的圣经。与孔门并称“世之显学”的墨家，也是以散落于民间的记载有关天文、地理、数学等知识的典籍为基础，向门徒传授实用的生产知识和技能技巧。阴阳家的思想也无非来源于《易经》、《易传》、《洛书》、《河图》等先秦典籍，杂合天文知识而形成金木水火土循环相生相克，以便用来解释宇宙万物的五行学说。兵家的经典教科书《孙子兵法》，把构成影响战争的核心要素概括为道、天、地、将、法等五种，显然吸收了三代经典《易》的五行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