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八股取士与文学及士人的理念分析
2010年06月07日 01:34 深圳大学学报 】 【打印共有评论0

明清科举考试,属于“通才教育”的范畴,只知时文帖括,不晓经史子集为何物者,未必可以“春风得意马蹄疾”。然而愈难入彀,读书人就愈苦苦研习八股,知识面就愈狭小,形成恶性循环。这对处于龙门以外的广大读书人来说,的确是一场真正的悲剧。而对于那些能够考中进士,“一日看尽长安花”的成功者而言,却未必是只钻研八股文的结果。这些人大部分并非“不知有汉,遑论魏晋”的陋儒。《儒林外史》中不知苏轼为何许人的范进,能中举,能中进士,相当程度上属于吴敬梓讽刺艺术的成功运用,我们不能就此认为明清的举人、进士大多数是不值一提的庸才。清王士禛曾记有下面一则趣闻:

莱阳宋荔裳(琬)按察言幼时读书家塾,其邑一前辈老甲科过之,问:“孺子所读何书?”对曰:“《史记》。”又问:“何人所作?”曰:“司马迁。”又问:“渠是某科进士?”曰:“汉太史令,非进士也。”遽取而观之,读未一二行,辄抵于案,曰:“亦不见佳,何用读为?”荔裳时方髫髯,知匿笑之,而此老夷然不屑。[20]

梁绍壬也曾于笔记中转录此则,题曰“进士不读《史记》”,并加评述云:“夫方伯(指宋琬——笔者)非妄语者也,尚书(指王士禛——笔者)非妄记者也,世果有如是之甲榜耶?异矣!”[21]以此而论,明清时代只知时文八股而能进士中式者,虽有,亦属偶然,毕竟是少数。然而被排斥于龙门以外的广大读书人,到底有多少终生只习八股而不识其他者,今天已难以进行定量的分析,但将封建社会的多数读书人的愚昧记于八股文的账上,大约是不会错的。八股文所败坏的人材,并非是已经跨跃过龙门的文人,而是作为科举基础的广大读书人,因为这些人皓首穷经,一辈子钻研八股而不辍,将该做的事情全耽误了。顾炎武说:“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馀人也。”[3](P591)如此立论,显然是就徘徊于龙门以外的读书人而言的。

在明清两代,若只中得举人,或以贡生等身份求官,虽也算正途出身,但其间坎坷之状,也一言难尽。《清史稿·选举五》有云:“乾隆间,举人知县铨补,有迟至三十年者,廷臣屡言举班壅滞,然每科中额千二百馀人,综十年计之,且五千馀人,铨官不过十之一。”[5](P3212)以清代而论,其首辅大僚,多出于翰林,而若跻身翰林,朝考、大考是免不了的,这些考试也都离不开八股文。倘若外放学道或为乡试同考官,出去衡文也须懂得八股文章起承转合的奥妙。说八股文是清代文人入仕的敲门砖,仅是大略言之,在封建官场中也还须时时捡起的。至于终身不得一第的大多数文人,这块砖就须臾难以离手了。康熙六年(1667)丁未科会试,因这一年取消了八股文的考试,于是就有了此前一年,某人梦见与逸民周仁用天平兑卷之轻重,以预定来年春闱录取名额的怪闻②。这无疑是一则文人的寓言,其底蕴则是文人于八股文被停试后的某种茫然心态的流露。

八股文虽不是文学,但明清一些文人大都认为二者有极为密切的关系。王士禛笔记一则有云:

予尝见一布衣有诗名者,其诗多有格格不达,以问汪钝翁编修,云:“此君坐未尝解为时文故耳。”时文虽无与诗古文,然不解八股,即理路终不分明。近见王恽《玉堂嘉话》一条:“鹿庵先生曰:作文字当从科举中来。不然,而汗漫披猖,是出入不由户也。”亦与此意同。[22]

无独有偶,《儒林外史》第十一回,热衷于科举功名的鲁编修曾对其女儿说:“八股文章若做得好,随你做甚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看人文字,要当如此,岂可忽略!”[17](P139)看来以八股文作为衡量文字水平的标志,在明清两代大有市场。

清中叶的性灵派诗人袁枚对于八股时文不无微词,但他却承认时文与诗有着暗中相通的奥妙。《随园诗话》卷六有云:“时文之学,有害于诗,而暗中消息,又有一贯之理。余案头置某公诗一册,其人负重名。郭运青侍讲来,读之,引手横截于五七字之间,曰:‘诗虽工,气脉不贯。其人殆不能时文者耶?’余曰:‘是也。’”[15](P197)桐城派是清代具有“一代正宗”地位的散文流派,倡导以古文为时文,以时文为古文,创自戴名世,成于方苞。《清史稿·选举三》:“桐城方苞以古文为时文,允称极则。”[5](P3153)桐城派推崇明代归有光的散文,除两者皆以程朱理学为依归的文化品格外,将时文的写作技法运用于古文,也是他们的共同追求。袁枚曾评价归有光的散文成就说:“然古文虽工,终不脱时文气息;而且终身不能为诗;亦累于俗学之一证。”[15](P224)

在明清人心目中,八股文甚至与戏曲都有一定的关联。此论发轫于明代的徐渭,他在《南词叙录》中评价邵灿说忠教孝的《香囊记》传奇说:“以时文为南曲,元末、国初未有也,其弊起于《香囊记》。《香囊》乃宜兴老生员邵文明所作,习《诗经》,专学杜诗,遂以二书语句匀入曲中,宾白亦是文语,又好用故事作对子,最为害事。”[23]这是从语言特色评价时文与戏曲的关系。袁枚则从“代言”的角度阐述两者的关系:“从古文章皆自言所得,未有为优孟衣冠,代人作语者。惟时文与戏曲则皆以描摹口吻为工。”[24]清初来集之讨论杂剧体制也说:“其法一事分为四出,每出则一人畅陈其词旨,若今制业之‘某人意谓’云者。”[25]清中叶的焦循曾将时文与元曲作过系统的比较,张祥河甚至自称他的时文完全得力于王实甫的《西厢记》。考试的功令文字竟与诗、古文与戏曲发生如此微妙的关系,今天看来,的确有些令人匪夷所思。提供专业代写毕业论文服务。

八股文写得好,有文学才能,未必就能科场获隽。明代的八股大家归有光,九上春官,才在将近六十岁时考中进士;清初文学家蒲松龄,却一生连乡试的门槛也未迈过。有清一代将近三百年,举人数额姑且不论,进士只有28747人,内中包括状元114人。这一数目与从事举业的庞大知识阶层显然不成比例。科举之路的艰辛与坎坷,必然成为蕴结于文人头顶之上的永久阴云。“大丈夫之遇知于天子,用力于当世”,其可能性是存在的,但难以捉摸,所以唐代的韩愈接下又说:“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26]将人生的贫富穷达完全委之于命,归结为命运的安排,并非全是吃不着葡萄的悲凉,也包含有对人生的几许无奈。至于宋人叶适所论:“用科举之常法,不足以得天下之才,其偶然得之者幸也。”[27]也将科举制度下的人才遇合完全归结为偶然一途。所幸在他本人身上,葡萄并没有变酸。

围绕着科举取士的命数观、果报说乃至堪舆家言,反映于从事举业的读书人,似都可以纳入于“必然偶然”的争论之中。再以清代为例,清代人口大量增加,导致知识阶层的人数也相对膨胀,于是科举得中的偶然与必然之争也就日趋激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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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伯陶 编辑: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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