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问，人道是什么？无非是关乎社会、人伦、日用，皆人事、皆此岸事。这如何成为宗教呢？而且，既如此便是宗教，康氏又何必如前所述那样煞费苦心，曲解孔子及其经典呢？

康氏如其弟子梁启超所说，惯于以主观抹杀客观。事实如何，别人看法如何，他全不顾。他自己认定便可以了。

他解释人道之可为宗教时，说:“要，教之为义皆在使人去恶而为善而已”。[30]自然，一般宗教皆有劝善戒恶的功能。但不能认为，只要劝善戒恶即可为宗教。康氏已显出矛盾，不能自园其说的情境。但他还是要进一步对孔子人道教的内容作一些解说。

康氏说:“古者好事鬼神，孔子乃专务民义，于古之多神教扫除殆尽。故墨子亦攻儒之不明鬼也。中国之不为印度，不日事鬼而专言人道，皆孔子之大功也。然高谈不迷信鬼神者即拂弃一切，则愚民无所畏惮而纵恶，孔子又不欲为之，仍有神道之教以畏民心，但敬而远之”。

[31]孔教之为人道教，即是专务民义，专言人道，而不日事鬼神，于鬼神是敬而远之。

康氏又进一步解说人道教的本旨说:“我受天之命而为人，当尽人之道，不可弃。若欲逃弃人道之外，别求高妙清净是即有我之至。其违天愈甚，去道愈远”。接着又说:“出为我之公卿，我则事之。入为我之父兄，我则事之。死丧之威，人所同有也，我则匍匐救之而不畏避。酒食之乐，人所娱生也，我亦醉饱同之，但不至乱。凡人间世之道纤悉皆尽，无异常人。但终身应物皆顺体魄之自然，因物付物而神明超然寂然不动。故终日行而未尝行，终日言而未尝言，何有于我也。在众无众，在身无身，万化而不厌，千变而不舍，深入而不痴，故洒扫即为神功，人事即为道境，绝无奇特。即以绝无奇特为彼岸，不离人道；即以不离人道为极功。无大无小，无精无粗，自得安居者即为圣人；不自得安居者即为乡人。此盖化人之妙用，而孔子自道之也”。[32]康氏认为，凡出事公卿，入事父兄，待人接物，言语行为，凡皆是道，乃至“洒扫即为神功，人事即为道境”。这就是他所说的孔子的人道教。这也就是他要创教、立教的基本依据。康有为煞费苦心地对孔子及儒家经典作了许多歪曲解释使之神秘化，与佛、耶、回诸教接近，然后却又回到孔子本身，大谈有别于神道教的所谓人道教。这位自封的教主仿佛同自己开起玩笑来了，竟全不顾自相矛盾之病，其主张之不足以服人，已是“先天命定”了。

三

康有为把孔儒学说作了宗教化的解释，把孔子奉为教主，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他明定国教的主张。

他认为世界各国皆有国家宗教。西方国家虽标榜宗教自由，但同时也确定一种国家宗教，备致尊崇。他说:“考各国宪法于信教自由外，仍特立其国教，以示尊崇”。[33]说各国宪法皆明定国教，这又是康有为以主观抹杀客观的一例。从中正可见其创立国教是如何热切。在康氏看来:“夫国所与立，所生所依，必有大教为之桢干，化于民俗，入于人心，奉以行止，死生以之，民乃可治，此非政事所能也”。[34]所以，各文明国家皆有教，无教之国简直是生番野人。[35]他进而认为，国教之盛衰，实关系国家之存亡。他说:“夫天之生民，有身则立君以群之；有心则尊师以教之。君以纪纲治大群；师以义理教人心。然政令徒范其外，教化则入其中。故凡天下国之盛衰，必视其教之隆否。教隆则风俗人心美而君坐收其治；不隆则风俗人心坏而国亦从之。此古今所同轨，万国之通义也”。[36]不但如此，在康有为看来，近世国家，灭人国者，灭其土，不足惧，灭其政权，亦不足惧。如印度虽亡，其婆罗门教犹在，他日犹可以教兴国。犹太国虽亡，人民流离四散，其奉教犹依旧，他日亦必可以教兴国，最可怕的是亡其国教。故康氏说:“灭国不足计，若灭教乎，则举其国教千年之圣哲豪杰，遗训往行尽灭之。所祖述者皆谓他人父也，是与灭种同其惨祸焉”。[37]维新运动时期，康有为即以保教为职志，民国后更加强烈。他明定国教的主张亦始于戊戌时期，而入民国更趋积极，著文、演讲、上书、通电，不一而足，几有不可终日之势。这是因为，康氏亟亟于定国教，不仅仅是从其历史哲学出发，而尤有其现实的理由。他既认为，教可以兴国，则中国日受外敌侵凌，内有隐忧，要救国，须先救风俗人心，要救风俗人心，先兴国教。他说:“今欲救人心，美风俗，惟有亟定国教而已”。[38]他在戊戌年所上定国教的折子中说得更为明显。他指出，胶州教案引发一系列割削、赔偿的要求。如此，“偶有一教案，割削如此，彼教堂遍地，随在可以起衅，彼我互毁，外难内讧，日日可作，与接为构，乱丝棼如。而彼动挟国力以兵船来，一星之火，可以火燎原。皇上忧劳，大臣奔走，土地割削，举国震骇。后此并有伺隙而动，借端要挟者，存亡所关，益更难言矣”。所以，他接着说:“臣愚久已隐忧，深思补救之策，以为保教办案亦在于变法而已。变法之道在开教会，定教律而已”。[39]按康氏的设想，中国明定国教，以教会名义，与外国教会相交涉，彼教皇无兵无舰，较易交涉。康有为此种想法不免过于天真，且不明国际交涉法理。但其救国心切，可以昭然。

对于康有为急欲明定国教的现实动机，当年拥护变法的湖南巡抚陈宝箴已看得很明白。他说:“逮康有为当海禁大开之时，见欧洲各国尊崇教皇、执持国政，以为外国强盛之效，实由于此。……而孔子之教，散漫无纪，以视欧洲教皇之权力，其徒所至，皆足以持其国权者不可同语。是以愤懑郁积，援素王之号，执以元统天之说，推崇孔子以为教主，欲与天主耶酥比权量力，以开民智，行其政教”。[40]康氏的学生梁启超亦作如是说，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到康有为亟亟于明定国教的主张时说，他的老师当年“误认欧洲之尊景教为治强之本，故恒欲侪孔子于基督”。[41]这就是说，康氏的明定国教的主张有强烈的政治动机。这一点必须充分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