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曰同为天民也。破除家界，直隶于天。《礼运》所谓女有归也。

五曰公营生业也。此近世所谓社会主义，即《礼运》所谓货恶其弃于地，不避藏诸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不必为己。又《春秋》所谓天地所生，非一家之有，有无当相通是也。

六曰博爱众生也。戒杀放生，《玉藻》所谓君子远庖厨，凡有血气之类，弗身践也。又《繁露》曰:至于昆虫草木莫不爱不爱，何足谓仁。故孔教之仁与佛同道也。

七曰同止于至善也。改良人性。[52]

在阐述了孔教的现在和未来之后，陈焕章强调昌明孔教的迫切性，这也是建立孔教会的根本原因。首先，大多数中国人虽然已是孔教徒，但缺乏自觉，所以要让他们“知本”。其次，孔教虽然已经很完备，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必须改良。特别是革命之后，教义中不适合于时代的需要“更变”。变更并不意味着背弃，他说，国外的大学无不读经，而中国学校废除读经会使人“不知孔教为何物”，相当于“焚书坑儒之祸复现于今日”。再则宗教是文明人必有的信仰，所以不承认孔教是宗教就好像是驱“中国人为无教之禽兽”。不仅如此，近世哲学盛行而神权日渐衰落，孔教以其理性主义之特质而特别适合于当今世界。对于中国人而言当务之急是废除那些真正的迷信活动，而使之恢复到以报本尊亲为要务的孔教中来，恢复自宋明以来不断薄弱的宗教情怀。这样就能为这纷乱的社会提供价值支持，并使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有一共同的信念，以“保教”而达到“保国”、“保种”的目标。

陈焕章具体地反驳了几种流行的反对孔教观点，强调昌明孔教完全没有弊端。比如，针对有人认为倡导孔教将导致教案的说法，陈焕章认为近代教案出现的关键是晚清政治的腐败，而且也不能因为别人一指“仇教”就放弃自己的信仰，这是典型的崇洋媚外的做法。而关于昌孔教和近代政教分离的关系，陈焕章认为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出现过孔教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冲突，而中国社会是建立在孔教之上的，“孔教之全体，言政治者至少居其一半”，所以要将孔教划出政治之外，除非完全抛弃中国文明。[53]坚信建立孔教可以挽救现实政治的弊端。

陈焕章还强调孔教并不会成为科学的障碍，就像西方的宗教并没有阻碍西方科学的发展一样。对于孔教阻碍思想自由、信仰自由之间的说法，他指出现在的情况是许多人以信仰自由为名剥夺了信仰孔教的权力。而“孔教甚大，故能兼容诸教而不相碍也。是故释道回同处中国千余年中，并无教祸。盖普天下万国，其信教之自由最古最久者，莫如中国也。”

陈焕章还提出了在当时的条件下如何发扬孔教的具体办法。其中包括:

一:“遍立孔教会”

二:“特立教会籍”。中国人自古以来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所以并无国籍。而孔教也没有教籍。而“凡入会者，皆为入教。当注名于教会之籍，注籍之费，务取其轻，以普及为主，拟无论男女在十六岁以下者，收银五分，十六岁以上，收银一角。”[54]

三:“特设教旗”，为黑白赤三色，象征三统三世之意，并在白色中画一木铎。

四:“孔子纪年”。

五:“徧祀上帝而以孔子配也”。

六:“学校皆祀孔子也。”

七:“学校讲经也。”

八:“来复日集众讲教也。”凡孔教会设有专门的讲员，以清代讲“圣谕广训”的办法讲解孔教经典。

九:庆祝孔子诞生纪念日。

十:“以教会主吉兄之礼”。“今拟凡孔教会中人，皆以本会之知礼者主持一切典礼。庶将来可以养成一种礼学专家，而于化民成俗之得道焉矣。”[55]

十一:发愤传教。

陈焕章对孔教仪式的想法主要来自于基督教，但从实际的效果而言，虽然孔教立为国教的请愿活动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但这种仪式化的孔教并没有落实在民众的具体信仰活动之中。毕竟传统儒家是偏向理性而与一般意义上的宗教有很大的距离，因而读经等活动可能会产生效果，但以孔教的仪式来取代佛道和基督教的仪式性活动，则难以为一般民众所接受。

在1916年的孔教国教化的活动失败之后，孔教会继续在舆论和教育方面作新的尝试。如1917年孔教会在北京创办《经世报》，陈焕章任总经理兼总编辑。1923年，北京孔教大学正式开学，陈任校长，这所学校的宗旨是“昌明孔教，培养通儒”，张琴、林纾等被聘为这所学校的讲师。在经历了曹锟政权的短暂顾问生涯后，逐渐从主流的政治界退出。

目前我们在讨论民国初年的孔教会的制度创新的实践的时候，主要的着眼点集中于孔教和袁世凯、张勋的复辟的关系和国会关于将孔教立为国教的争论上，但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陈焕章在重建孔教的制度化努力的意义。后来的新儒家又放弃了制度建设上的探索而转向“超越性”的宗教意识的探索，几乎是主动放弃了儒家重新制度化的努力，这些都无法使儒家真正在百姓日用之中得到体现，从而使儒家的制度价值归于虚无。这些都是我们反思百年儒学所走过的道路时必须认真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