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文森说:“康有为比那些仅仅只注意到儒教与中国之间的政治和历史关系的人，更深刻地意识到了二者之间的这种思想和文化的关系。由于他相信法律和哲学不足以约束那些任性的民众，因此，他真正的希望通过定国教来增进人们的美德。”孔教会的人认为:“儒教是中国的特有的国性，剥夺了它，国家将会灭亡，民族也不会继续存在。”[18]

但康有为对儒家的宗教性设计的效果也未见明显，这一方面是因为儒家即使有宗教性的一面，但其所立论更多的是社会层面的内容，而非关灵魂的安顿。[19]儒家的核心内容是对社会秩序的设计，而对于人生最具宗教向度的生死问题却存而不论，也没有佛教般的报应观念，因此缺乏宗教信仰所必须的心理基础。另一方面，原先儒家的制度性设计并不是宗教性的。读经之必要性显然是因为科举制度的存在，而孔庙（文庙）与基督教的教堂和佛教的庙宇在功能上是完全不同的。按余英时的说法“儒学与基督教不同。基督教在中古时代也曾与许多俗世制度溶为一体，自从经过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洗礼以后，由于它是有教会组织的宗教，最后终能托身在宗教制度之内。政教分离的结果是基督教与俗世制度之间划清了界线，然而不必变成游魂。传统儒学并无自己的制度或组织，而是以一切社会制度为托身之所。”[20]文庙的祭孔仪式是权力的一种符号而非大众参与性的活动。[21]从康有为所设计的种种祭孔仪式来看，其政治特征依然远远要超过宗教特征。

其实，孔教会所作的将儒学宗教化的努力，并不是要像启蒙时期的教会一样，将世俗权利和教会权力的划界。虽然他们一直期待马丁·路德式的人物的出现，来对儒家进行转换。“孔教之不能盛行者，以无马丁路德其人耳，苟吾教有马丁路德，则教必盛行，或形式而兼备，安见孔教之必非宗教耶？特孔子之教，多属于宗教哲学，而非宗教迷信，是固孔教之大，亦孔教未昌之原因也。余诚信人道之主宰，莫宗教若，虽有种种之魇魔，亦有种种之解脱，为人类断不可无者。如人群俱为科学家，不信宗教，则人道绝矣。吾甚愿治国学者，当求为孔教之马丁路德，而无助破坏宗教者扬其波也。”[22]然而，儒家在客观上并不具备这样的可能性，康有为也没有成为马丁路德式的人物。这中间原因复杂，其中固然是因为孔教会的成员们依然认为儒家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法门。更为重要的是，儒家的过分世俗化的特性和几千年作为现实政权的象征体系的形象，使得儒家一旦与现实的政治相分离其宗教性的特征也难以凸现。因此曾经是儒家被权力所接受的特性同样也成为儒家之现代转换的制约。萧公权说:“帝国时期中国儒学的独尊地位，得之于政府之力多，得之于其本身之力少。孔子及其门徒，不论如何聪明而努力，并未能使儒学在帝国勃兴之前得势。孔圣本人几乎处处遭到挫折、嘲笑和迫害。……当帝国崩溃，儒学自亦失败。康氏挽救努力无效，也正因一切可能尊崇孔子的因素已经消失。他之不能使儒学于帝国倒后显扬，正如孔子本人不能于帝国勃兴之前成功一样。”[23]

其实，康有为并不愿意将儒学与政治分离，这导致孔教会以宗教方式重建儒家制度化的努力与军阀政权寻求合法性的活动一直脱不开干系，如袁世凯、张勋复辟，一直能看到孔教会和康有为的身形。这一切反而使得在激进的知识阶层眼里，儒家日益与专制和愚昧结合在一起，成为中国进步的主要障碍物。萧公权说康有为“在19世纪走在知识界之前，而在20世纪时远落后于当时的知识界”，“康氏自己或许在不知不觉中，不断地造成儒学的式微。在戊戌前夕，他勇敢地将儒学与专制分离；然而在政变之后，他以保皇会首领自居，自戊戌至辛亥，反对共和而主君主立宪；复于民国六年（1917年）以及十二年（1923年）两度参与复辟，使他的形象与帝制认同，因而被许多人视为民国之敌。同时，他首倡儒教运动无意间使儒术复与王政结合，而有碍于此一运动，因此在主张共和者的眼里，儒学的信誉全失。我们可以理解到，何以儒学被斥为政治民主与社会进步的障碍。”[24]

二  陈焕章与孔教的理论建构和实践

陈焕章可能是最积极倡导采用基督教的教会化的方式并综合本土宗教的因素来推行孔教的人，他是康有为孔教观最为忠实的践行者。早在1907年，刚刚进入哥仑比亚大学学习不久的陈焕章就认为政界革命比须和宗教革命同时进行，他在给梁启超的一封信中，提到了他在纽约组织“昌教会”以回应别人对于中国无宗教的讥评并拯救国民道德。他希望在梁启超主持的《新民丛报》中予以宣传。他在信中说:“弟子于本年（1907年）二月初九入纽约之哥仑比亚大学，暑假时，复入其夏学，幸能考试及格，来年拟习公法、宪法、计学、哲学四科，将于八月十八日开学矣。前日先生在纽约时屡与弟商及，或专言政，抑专言教，弟谓不若兼言之。先生又谓不能兼，顷在英伦犹有书来，言不能定此公案，然弟则确欲兼之，因中国政界固当革命，而教界亦当革命也。现弟在此间实有不能不言教之势。一则愤于吾国人之无耻而自贱，二则愤于外人之肆口讥评，三则遇外人之细心考问，不能不答之，四则寻常论辨之中，已亦不自安缄默，故不揣冒昧，发起一昌教会，以为基础，将来拟辑一《孔教约编》，以英文译之，不知能成否。乞足下有以教之。兹谨将序文付上，伏乞鉴登于《新民丛报》中，以广其传，以引起同胞言教之兴味，即以为将伯之呼也。”[25]

“昌教会”可以看作是对孔教会的预备，因为，陈焕章回国之后，特别热心于以西方的教会体制来使儒家重新制度化。如果说梁启超的孔教立场是模糊的话，陈焕章则是一以贯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