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3月25日，纽约的一个晴朗的下午，一场大火吞噬了坐落于曼哈顿的"三角衣裙公司"的厂房，146名女工死于非命。惨案震撼了全国。这所工厂，曾自许为模范工厂，条件要比当时的许多血汗工厂好得多。但是，在这里做工的工人，最小的才七岁，每天的工作时间长达十二个小时，每周的工钱为三到十五美元。用一个工人的话说，"这是一个贪婪的世界。人已经变得毫无意义。"从今天的角度来回顾这段历史，"三角衣裙厂火灾"恰恰发生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十字路口上。1911年正好是"镀金时代"业已结束、"进步主义"运动风起云涌的关头。美国人不得不面对一系列深刻的问题：资本主义还有道德基础吗？如果它偏离了我们的道德坐标的话，是否还能够被纠正？是否值得被纠正？换句话说，资本主义值得保存吗？资本主义能拯救自己吗？在当时报纸上最著名的一幅漫画是：一只硕大狰狞的章鱼，正在贪婪地吞噬整个工业城市。章鱼的身上写着醒目的大字："垄断"。 【查看详情】

资本主义的工业革命虽然起源于十八世纪的英国，但只有到了十九世纪南北战争后的美国才算开足了马力，并伴随着异常惨烈的"繁荣－萧条"的经济周期。其中，1873-1879、1882-1885、1893-1896期间出现了三次大经济危机，被称为十九世纪的三次大萧条。这三次大萧条，则如催枯拉朽、横扫整个国家经济，体现了资本主义正以其毁灭性的创造力或创造性的毁灭力转化着人类的生活。这一工业革命的先锋是铁路。铁路改变了世界。跨北美大陆铁路的修通，使丹佛、洛杉矶等一系列都市崛起，并把整个西方经济整合为一体。铁路革命性地改变了工业规模，带动了大企业的崛起。到了1880年代早期，宾西法尼亚铁路公司就雇佣了五万职工。铁路整合了西方工业体系，把市场扩大了数倍甚至数十倍。此时企业的生存，就要以规模为基础。这样迅速的扩张，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泡沫。繁荣－萧条的经济周期不仅前所未有的猛烈，而且一来就是全国的规模。 【查看详情】

这种残酷的经济周期，并不能从根本上打击这些大企业的利益。相反，大企业往往能够利用危机而巩固自己的地位。自由放任的经济原则，要求企业获得垄断利润，独断地抬高产品价格；同时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甚至不惜把工资压到生存线以下。统治集团的"清教伦理"，使他们把个人成功视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的明证。此时大行其道的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又把他们弱肉强食式的竞争手段正当化。这就构成了杀鸡取卵式的市场经济：1882年，恶劣的工作条件使全国每周有675人死于工作事故；1890年，9%最富的美国人拥有全国三分之一的财富；1900年，将近一千万美国人（人口的八分之一）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工会为公司和政府联手打压，使工人丧失了集体讨价还价的能力。结果，过低的工资无法维持基本的消费能力。而低工资基础上高额的利润，又刺激了企业的迅猛扩张，导致生产过剩。泡沫一个个地被吹起，又一个个地崩解。经济周期也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常态。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十九世纪末"进步主义"在美国逐渐崛起。最早的"进步主义者"敏锐地感受到弱肉强食的自由放任式的资本主义和民主的价值观念有根本性的冲突。这种感受，迅速发展为根本不同的哲学。 【查看详情】

其实，对于拯救经济来说，罗斯福并不比胡佛更有什么灵丹妙药。从1933到1935年是"新政"初期。罗斯福对应付危机并无把握。他告诉助手们要反复试验，一招不灵再试一招，关键是要向人民显示政府有所行动。不过，他重振经济的计划则并无明显效果。最有意义的改革，还是在1935-1936年的第二次"新政"中出台。其中最为重要的，莫过于1935年被国会通过的"社会安全法案"。该法案对退休的和突然失业的人提供了基本的保护，不仅使人有了基本的安全感，也保证了经济危机时期的消费能力。这一法案的通过，象征着美国政治价值的根本性转变：政府和人民之间的社会契约，取代了自由放任时代自助、个人责任的原则。这一政治价值，也随着罗斯福以压倒优势获得连任而被美国人民所肯定。从1933年到1938年，"新政"持续了五年，从来没有使美国走出大萧条。真正让美国走出大萧条的，还是二战：战时经济充分消化了美国过剩的生产力，长期两位数的失业率一下子变成了零。不过，"新政"毕竟挽救了资本主义。 【查看详情】

在战后半个多世纪，"新政"精神被民主党发展到了极端，形成了六七十年代的大政府、高税收、低增长模式，窒息了社会的创造力，最终引发了里根的保守主义革命，到布什政府而达到极至。布什的军师卡尔·罗夫曾坦言，他的理想不仅是要解构"新政"，而且是要解构作为"新政"前身的"进步主义"，回到"镀金时代"的市场经济。从这个角度看，当今的经济危机也就不难理解了。不过，即使经过布什八年，"新政"的影响仍无法消解。民主制度一直对资本主义保持着制衡。如果说资本主义无法拯救自己的话，民主制度将成为其拯救者。 【查看详情】

1929年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在给中国造成现实中的麻烦的同时，还给中国的精英们带来了一场头脑风暴。对麻烦的应对，和对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反思，最后形成吊诡的历史合力，将中国经济送上了一条国家统制经济的道路。现实的麻烦主要体现在陷入危机中的日本加紧了对中国侵略扩张的步伐，最终通过策动"满洲事变"攫取了中国的东三省。此外，为加速从衰退中复兴，美国在1933年放弃金本位，又于次年通过《白银法案》，宣布将白银在货币储备中的比例提升到1/4。此举大大拉抬了全球银价，加速了中国的白银外流。 【查看详情】

1973年6月29日深夜，美国头号资本家老洛克菲勒的孙子、大通银行董事长戴维·洛克菲勒和他的妻子佩吉与中国总理周恩来在中南海进行了一场会谈。那天下午，戴维刚刚同有关部门签署了一份协议，使大通成为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银行的第一家美国代理行。据戴维回忆，那天晚上周恩来最感兴趣的话题是国际经济和货币形势。周恩来向他问及了美元的疲软以及美国的高通胀率和国际汇率的波动问题--"对于美国的经济问题可能对中国产生的影响，总理似乎十分担忧，并让我解释一下国际货币体制。"【查看详情】

同期的西方经济学界，对中国同行们眼中所谓的"资本主义危机"的理解已经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他们正在发动一场针对凯恩斯革命的革命，从而再度给资本主义制度"纠偏"，令其再度焕发活力。以米尔顿·弗里德曼为首的货币主义学派发起了对凯恩斯主义的猛攻。有趣的是，在同时段的中国，经济管控模式的转变也在一直在推进之中，其演进模式在某种意义上颇有遵循西方路径的感觉。贯穿1980年代中国发展的主线是有意识的通货膨胀，按邓小平的话说，就是"多发了些票子"，这里面既有中央政府预算安排的因素，也有因经济放权而导致地方财政扩张。事实证明，靠通货膨胀刺激经济发展的做法很难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及至1993年，中央开始调整思路，逐渐加大经济管控中货币政策的比重，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从而使中国经济的宏观调控走上了一条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并重的道路，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逐渐形成了"刺激增长靠财政，防止过热靠货币"的政策路径。【查看详情】

在如今这样的一个不确定的年代里，拥有巨额外储的中国俨然握有流动性的钥匙，这也是人们纷纷把目光投向中国的原因。至于是否因此便可以说"只有中国才是救星"，那还要看美国人有没有可能被这次危机彻底打垮，进而彻底丧失对现行制度进行修复的信心。从目前的情势看，这样的前景似乎远在天边，而即便这样的画面变为现实，高外贸依附度的中国经济能否独善其身，也还是一个悬疑性话题。或许，经此一役，与西方携手共渡时艰的中国，可以一甩资本主义的他者的身份，从此可对经济危机存一份去意识形态化的平常心。 【查看详情】

在试图理解现代经济活动的时候，几乎所有的观察者都会发现两个看似矛盾却又紧密不分的现象：一方面，是个人主义成为了资本主义的核心密码，另一方面，则是个人之间全面而深入的合作。在马克思看来，这构成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使得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不可避免；而在资本主义的卫道士如哈耶克看来，法治下的分立产权，为创新留出了余地，并由此带来了持续的繁荣进步，所谓的经济危机，则不过是持续繁荣中难以避免的插曲而已。

在理想化的图景中，以个人占有为核心的分立产权制度中，个人成为了经济活动的主宰，个人作出决策，并承担由此而来的成功或失败。留给拥有强制力的政府的任务，则是维持分立产权，并保障契约的执行。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政府主要依靠对违反规则的行为进行事后追惩，由此，这一制度安排也必然蕴涵着"法无禁止则自由"的精神。

而在不那么美妙的图景中，这一制度安排也面临着失灵的可能。由于个体所拥有的信息总是不充分的，而且任何人都不可能对未来有充分的判断，错误的选择在所难免。由于个体之间总存在着相互影响，当在某种共同预期的作用之下，若干个体根据各自特定情势作出的判断却可能趋于一致，当这种预期共同出现错误的时候，经济运行就将出现巨大的调整。尤其是，现代经济活动建立在信用基础之上，一旦出于共同预期而放大的信用在指针掉转后走向收缩，经济运行所面临的调整就不能不剧烈而持久。 【查看详情】

与其说要依靠政府来防范化解可能的经济危机，不如说要提防政府的作为对经济危机的推动。在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的成因中，除了出于错误预期的共同行为之外，美联储大量增发货币也要承担相当责任。在最近的次贷危机中，长期的低利率政策，也要承担相当的责任，正是由于长期的低利率政策所释放的巨大流动性，助长了房价泡沫。才使得原本合理的资产证券化产品的问题蔓延的如此深重。这些事实提醒人们，政府不过是人群的集合，即使是经过各种方法挑选出来的精英之才--想想曾经被捧到天上的格老吧，也不过是人而不是神，由他们来对经济活动进行监管和干预，未必能起到规避危机的作用，而在我看来恰恰可能相反。 【查看详情】

就在大洋彼岸上演21世纪的金融危机的同时，中国其实正在经历类似1929年前的美国式经济历程。尤其是在最近5年的所谓黄金发展过程中，在共同的乐观预期和正反馈机制放大效应之下，也有相当多的资金被投资到了远离直接消费的领域，过度投资现象极度蔓延，从最近频发的企业倒闭事件来看，指针翻转的时刻正日益逼近，对于我们这个刚刚完成一次现代化的国家来说，这恐怕是难以避免的一课。

对此，我认为，不应该有侥幸逃脱的心理，经济周期难以避免，中国难以例外。但同时，也没有必要把所谓的危机看得多么可怕，尤其是，面对可能的深度调整，更需要的顺势而为，走出危机的唯一依靠不是对自由和创新的限制，而是对自由和创新的更大释放，只有通过这样的努力，才能为走出危机寻找到出路，不应该在深度调整面前，乞灵于管制的"灵丹妙药"。 【查看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