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本这些年轻学子后来在外交体系、乃至整个官僚体系内的飞黄腾达，反观中国近现代，很少有外交官能在非外交的政府岗位上获得重用，遑论出任总理等“国家领导人”职务。甲午战争之后，李鸿章的幕僚罗丰禄出任驻英公使，还是托了伊藤博文的福。罗丰禄、伍廷芳等随李鸿章赴日谈判马关条约，伊藤博文和李谈起，此二人是他昔日留学英国时的同学，均为一时俊彦。如今伊藤已贵为内阁总理，而伍、罗两人还屈居幕僚。李鸿章闻之，颇有感触，不久后便分别保举他们出使英国和美国。

日本“神差”与中国“鬼使”的区别，并不仅仅在于造成部分当事者的个人仕途高下，而更造成两国在整体战略方面的根本性分野:一个是外向的、积极的“欲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为此贵为天皇都可以节食筹款；另一个则只是想为满清部族保住祖宗留下来的这点基业，既要攘外，更要安内，不仅要挪用海防经费修园林，到了宣统朝，居然借着改革的名义建立了一个纯满人的内阁，自弃于亿兆汉民。

大量法律界人士的加入，极大地提升了日本外交界的国际法水准，日本从此不仅开始专家办外交、也开始以“法”（国际法）办外交，这令日本外交成为其军事力量之外的另一把武士刀，在废除与西方的不平等条约及侵略朝鲜中国、争霸东亚大陆等方面，锋芒毕露。

高升号事件爆发后，日本外交系统紧急动员，危机公关相当成功，其中很重要的就是这些“法学外交官”们在事件调查和处理过程中，紧紧抓住并利用了国际法的灰色地带，最终令自己一举扭转被动的局面，而不似中国那样单纯地诉诸“正义”等抽象口号。

“霞关外交”的特点，除了国家实行大外交、重视国际法之外，还十分注重策略技巧。日本外交惯用模糊词语，如果不能蒙混过关，则将责任推给中下层的执行者，高层故作无辜，以此赢得回旋余地；日本外交也十分注重在强者面前的低姿态，一旦军方行动引起强者不满，会毫不吝啬向强者道歉，以避开强者盛怒的锋芒，这一特点一直沿用至今；日本外交更是强大的宣传机构，他们大量聘用外国顾问，保持与西方舆论的密切联系（详见本刊上期《日本满清，谁是中华？》）。

“霞关外交”实质上就是着眼于列强的外交，在尽量减少与列强对抗的前提下，帮助日本政府获得最大利益。也正因为如此，“霞关外交”成了英美外交，对中国方面重视不够。虽然日本外务省拥有不少中国问题专家，但他们并不占据关键地位，不能影响决策。美国日裔学者入江昭（Akira Iriye）认为，“霞关外交”的失败之处正在于没有认识到维护中国主权对日本的重要性，以及日本在国际框架中的应有的定位，这导致了日本今后的失败和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