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年间有人仔细观察过西方海军训练：“……每船数百人，终日寂然无声。所派在船分段巡查者，持枪往来，足无停趾。不但无故无一登岸者，即在船亦无酣嬉高卧之人。枪炮、器械、绳索什物，不惜厚费，必新必坚，终日淬励，如待敌至。即炮子之光滑，亦如球如镜；大小合膛，皆以规算测量，故其炮能命中致远，无坚不摧。虽王子贵人，一经入伍，与齐民等，凡劳苦蠢笨事，皆习为之。桅高数丈，缘索以登，必行走如飞。尽各兵之所能，方为水师提督。行伍之中，从无一官一兵，可以幸进”。

这就是战斗力。只有这种由严密的组织、严格的训练、严谨的作风培养出来的军队，在关键时刻才能拿出顽强的整体合力。匹夫之勇已不足贵。现代战争之勇，必须以高超的作战技能为基础。必须借助精确熟练地操纵使用战争兵器来体现。一支连舰炮都能用来张晒衣裤的舰队，战时再勇，对形成有机合力来说也为时晚矣。

这支新式军队，很快就与八旗绿营的腐败军风相差无二

多种资料证明，北洋水师在一片承平的中后期，军风被各种习气严重毒化。

《北洋水师章程》规定：“总兵以下各官，皆终年住船，不建衙，不建公馆。”但“琅威理去，操练尽弛。自左右翼总兵以下，争挈眷陆居，军士去船以嬉”；提督丁汝昌则在海军公所所在地刘公岛盖铺屋，出租给各将领居住，以致“夜间住岸者，一船有半”；对这种视章程为儿戏的举动，李鸿章以“武夫难拘绳墨”为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直到对日宣战前一日，他才急电丁汝昌，令“各船留火，官弁夜晚住船，不准回家”。

章程同样规定不得酗酒聚赌，违者严惩。但“定远”舰水兵在管带室门口赌博，却无人过问；甚至提督也侧身其间：“琅君既去，有某西人偶登其船，见海军提督正与巡兵团同坐斗竹牌也”。

满清兵部所定《处分则例》规定，“官员宿娼者革职”；但“每北洋封冻，海军岁例巡南洋，率淫赌于香港、上海，识者早忧之”。在北洋舰队最为艰难的威海之战后期，“来远”、“威远”被日军鱼雷艇夜袭击沉，“是夜‘来远’管带邱宝仁、‘威远’管带林颖启登岸逐声妓未归，擅弃职守，苟且偷生”；“靖远”舰在港内中炮沉没时，“管带叶祖圭已先离船在陆”。

章程规定的船制与保养也形同虚设。舰船一是不保养，一是作他用。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斐利曼特曾谈过一段对中国舰艇的观感：“中国水雷船排列海边，无人掌管，外则铁锈堆积，内则秽污狼籍；使或海波告警，业已无可驶用”。

舰队后期实行行船公费管带包干，节余归己，更使各船管带平时惜费应付，鲜于保养维修，结果战时后果严重。“致远”、“靖远”二舰截门橡皮年久破烂，一直未加整修，致使两舰在海战时中炮后速即沉没。

至于舰船不作常年训练而挪做他用，则已不是海军的个别现象了。“南洋‘元凯’、‘超武’兵船，仅供大员往来差使，并不巡缉海面”；北洋以军舰走私贩运，搭载旅客，为各衙门赚取银两。在这种风气下，舰队内部投亲攀友，结党营私。海军大半闽人，水师提督、淮人陆将丁汝昌“孤寄群闽人之上，遂为闽党所制，威令不行”。黄海之战后，甚至“有若干命令，船员全体故意置之不理”；提督空有其名。而闽党之首刘步蟾则被人们称为“实际上之提督者”。总教习琅威理“督操綦严，军官多闽人，颇恶之。右翼总兵刘步蟾与有违言，不相能，乃以计逐琅威理”。“督带粤人邓世昌，素忠勇，闽人素忌之”；“致远战酣，闽人相视不救”。这支新式军队的风气，如此之快就与八旗绿营的腐败军风无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