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G.C.索普在名着《理论后勤学》中，系统地阐述了战略、后勤、战术是战争活动三大要素的思想。一百年前发生的中日甲午海战，中国北洋海军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战略、战术指导上的失误。但从北洋海军的后勤保障来看，确实也存在不少问题，对战争结局也有一定影响。

军舰、火炮装备性能落后

中国北洋海军与日本海军相比，军舰的总吨位和装甲厚度占有优势。但由于清廷腐败，建军指导思想落后，忽视技术装备的更新换代和维护管理，造成了装备落后和老化、军舰航速慢、火炮射速慢等致命的弱点。据戚其章《甲午战争史》所载资料，黄海海战中国北洋海军参战军舰的平均航速为15.5节；而日本海军参战军舰的平均航速为16．4节，其中第一游击队军舰的航速则高达19．4节。

以火炮而论，中国北洋海军参战军舰共有火炮137门，虽然在火炮口径上占有优势，但速射炮却1门也没有；日本海军参战军舰共有火炮268门，其中速射炮97门，不仅在火炮总数量占有较大优势，而且在射速炮上遥遥领先。”显而易见，在海战中军舰航速快，便于机动，能够进退自如；舰炮射速快，有利于发扬火力，增加单位时间内命中敌舰弹数。中国北洋海军的航速慢，舰炮的射速慢，客观上就陷于被动挨打的境地。甲午海战之后，海军守备高承锡在呈文中指出：“战船贵快，快则变阵容易，易于取胜。如大东沟之战，……我船迟慢，变化艰难，所以受敌致败。”“船贵多置火炮、快炮，炮快则我放十出，彼放五出，以多敌寡，易于取胜。此次倭方之所以胜我者，亦以炮多且快也。”定远“舰副管驾李鼎文在呈文中指出：“船不快，阵难开合，亦无可探敌情；炮不快，远近难测，故命中亦难”；“来远”舰帮带大副张哲荣在呈文中指出：“现有船炮，比敌迟钝。我开巨炮一，敌可施快炮五，如不命中，受敌已多。……敌受伤退，我船不能追。是两军相对，而彼得进退自如。”“镇远”舰枪炮官曹嘉祥、守备饶鸣衢在联名呈文中指出：“我们船少炮钝，速率又缓，如大东沟之役，敌变动至灵，转瞬一阵，我军变换阵势尚未完竣，已被其所围。虽有夺天之巧，亦难插翅而飞也。”除以上中国北洋海军参战者的亲身体验外，当时一些外国评论者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也很值得重视。

日本的浅野正恭所著《近世海战史》在谈到甲午日清海战时指出：“日本舰队以快炮多，故同一口径之炮，而所发药弹，有3倍至6倍之多。”据他的统计，在1分钟里，中国舰队发射炮弹32．8发，命中3．28发；日本舰队发射炮弹193.3发，命中28．9发。美园的约翰？罗林森所着《中国发展海军的奋斗1839-1895》一书，详细研究了中日甲午海战，他的结论性意见是：“显然航速和射速比船和装甲的重量更为重要。”英国斐利曼特海军中将曾评论说：“以参加黄海战斗的军舰而事对照，已可得出正确结论矣。是役也，无论吨位、员兵、航速，或速射炮、新式舰，实以日本舰队为优。”接着，他更进一步指出，日舰“性能约略-致，…俱为甫竣工之新锐舰”，而中国舰队“舰型不称。……集若是复杂军舰编为一队，不惟非专门之丁提督不能统帅，即专门老练之将帅恐亦无能为力也”。裴利曼特不仅提出了单舰的航速和舰炮的射速问题，而且注意到了编队军舰的“舰型相称”问题。

对于北洋海军舰船及其火炮性能落后的问题，中国海军的有识之士早有察觉，并一再提出相应的意见和建议。作为北洋海军提督的丁汝昌，对此更是忧心如焚。甲午海战爆发前的1891年，丁汝昌在率舰访问日本及南洋返队后，深感局势严峻，在所上条陈中提出：从前所购舰船，经历多年，已成旧式，机器渐滞，运用不灵，比较外洋快船，速率悬异，且快炮末备，难资战守，一旦有事恐难支柱，请及时增购船炮，以备防御。并建议将全舰队的军舰进行大修，更换锅炉，添购新式火炮等。由于种种原因，丁汝昌的正确意见，未被清朝当权者采纳，终于铸成大错，造成历史遗憾。

事实证明，武器装备落后就要挨打；要想夺取海战的胜利，必须重视装备建设，不断更新换代，谋求技术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