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战论者也好，奇攻论者也好，其爱国之情可掬，动机无疑是好的，然其主张则完全脱离了客观实际，行动起来就难以达到预期的目的。他们在战略上藐视日本侵略者，也不为错，问题是不能做到知己知彼，因而在认识上存在很大的片面性，认为速战或奇攻即可速胜，在战术上犯了轻视敌人的错误。照此做下去，只能是败军误国，与主和派失败论者殊途而同归。

第三种，是持久论。最先持此论者为著名“中国通”赫德，他早在战争爆发之前就做过预测:“日本在这场新战争中，料将勇猛进攻，它有成功的可能。中国方面不免又用它的老战术，但是，只要它能经得住失败，就可以慢慢利用其持久力量和人数上优势转移局面，取得最后胜利”。并指出:“中国如能发挥持久的力量，在三、四年内可以取胜”(86)日本丰岛袭击北洋舰队后，驻英公使龚照瑗及时向李鸿章建议:“合中全力，立不休之计，水陆稳战，进退自由，北和俄，南拒倭，不急功，不示弱，久持。”(87)户部右侍郎长麟也主张:“与倭人抵死相持，百战不屈，百败不挠，决之以坚，持之以久。”(88)驻德公使许景澄也将德国军事评论家的意见电告总理衙门:“倭饷内绌，……惟觊悉锐速战。中国宜先守后攻，以持久困之。”(89)他们的意见是否有道理呢？当时，英国海军情报处曾专门研究过中日军力的对比，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不管从哪个角度讲，中国军队都是前途未卜的。……在现有条件下，中日如果交战，只能有一种结果。……中国要想取胜日本，只能通过大幅度拖延时间，比如说两年或者三年，同时抓紧按照欧洲模式重新组织军队。”(90)可见，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用持久战来战胜日本是惟一可行的办法，这已成为中外有识之士及军事专家的共识。

越是到战争后期，持久论者的认识越是深刻，也越有信心。如南洋大臣刘坤一在战争爆发后即认为:“现在兵端已开，务在痛予惩创，即使刻难得手，亦可以坚忍持之。日本国小民贫，并力一举，其势断难支久，将来待其困毙，自易就我范围。”(91)到《马关条约》签订后拒和备战思潮兴起时，他更明确地提出:“在我只须坚忍苦战；否则高垒深沟，严为守御。倭奴悬师远斗，何能久留，力穷势尽，彼将自为转圜之计。况用兵两年，需饷不过数千万，较赔款尚不及半，而彼之所费愈多，‘持久’二字，实为现在制倭要著。”(92)提督唐仁廉亦认为:“倭国贫瘠，岁不敷出，……反复兴师糜饷，势将在速战，久必不支。……我即定三年军期，不战而专事守，彼亦未有不穷蹙而亡者。”他甚至提出以赔款移作军费，树立长期抗战的思想:“移此以养兵，则兵足以胜；移此以购械，则械足以胜。即移此作十年军行计用，以老其师，糜其饷，彼区区岛夷，亦必罄厥财赋穷蹙而亡。”(93)应该说，通过总结战争实践而提出“坚持战局，以十年为期”(94)的长期抗战思想，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

前北洋海军总教习琅威理(William M. lang)曾经预言:“中国言战，可百年不匮；若倭人战，不十年必亡灭矣。”文廷式颇以此言为是:“旁观论势，确有明证。”(95)许多持久论者亦同此见。如谓:敌人“外强中干，必不能久”，“与我构兵八九月，所费以亿万计，债负累累，情见势绌。战虽胜而力已竭，其不能与我持久明矣。”(96)“就今日形势而论，我以主制客，以大御小，彼之兵合计不过三四万人，我之兵不下二十余万，我虽偶败，兵可召募日添，彼若久战，精锐可渐销尽，彼以数岛之地，负债以供军饷，势难久支，我以十八省之地，尚能设法筹饷，不至困乏。……战则人心激而愈奋，人才练而愈出，稍能持久，终可决胜。”(97)因此，“倭人虽横，然数月以来，所得不过近海沿边数城之地，且又不能尽守。是得失之形未甚相远也。……持之数岁，亦未必能尽得。”(98)从而断言:“今日之势，战则犹有可转之机。”(99)持久论者的这些分析是确实可信的。当时有不少西方人士都指出了这一点。如前德国驻华公使巴兰德(Maximilian August Scipio von Brandt)在致友人信中写道:“日本国内的政治局势危机四伏，对于日本国家和当政的人们，不要说战败了，即使战争拖长下来，也是危险的。”(100)英国驻日本公使楚恩迟(P. de Poer Trench)也向外交大臣金伯利(John Wedehouse Kimberley)报告说，日本人已经“看到了长期占领敌国大片领土的危险性和不利因素，意识到持久战将在资源方面给本国造成严重负担”。(101)还根据所得情报指出:“尽管日本人强作欢乐，但该国的财政形势正日益变得严峻，所有情况都证实今后几个月内这方面的压力将更加严重。问题不在于管理，而在于是否还能满足如此庞大的驻海外部队的巨额开支。去年12月29日，日本银行发行了总额为280万元的有息纸币，12月31日又发行了120万元。……除此之外，在今后两个月内，人民还必须向政府交纳大约3000万日元的土地税和第二次战争贷款，如果中国不迅速接受条件，则完全可以预言，日本将在本年底陷入严重的财政困难。”(102)战争后期日本国内出现的严重危机使英国舆论一度倒向中国，认为“日本已筋疲力尽了”。甚至连先前偏向日本的《泰唔士报》也“正在改变论调，现在认为继续作战对中国有利”。(103)但主要的问题在于清政府最高层对抗战的前途完全丧失信心，准备接受任何空前丧权辱国的和议条款，因此对已经开始出现的形势转机视而不见，也就没有可能去接受持久论者的正确主张了。

由上述可知，对主战派的一些建议和主张不能笼统地都给予肯定，应肯定的只是其持久论。持久论的提出，是近代军事战略思想发展的一项重要贡献，也为中国兵学宝库增添了一份珍贵遗产。随着它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便成为尔后中国人民抗击外来侵略战争的理论指导和克敌制胜的锐利思想武器。在当时来说，持久论的传播也激发了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要求社会改革的呼声日高。这样，甲午战争后期兴起的拒和备战运动便增加了要求维新变法的内容，到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更使这次运动达到了新的高潮。这实际上是维新运动的起点和戊戌变法的先声。所以，对于持久论所涉及到许多问题，都还需要进一步深化其研究，才能够更恰当地评价其历史作用和地位。 (作者:戚其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