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欢迎走进《世纪大讲堂》。这里是思想的盛宴，这里是学术的殿堂。
1894年的9月，倭国海军和北洋水师在黄海海面进行了激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如今，一百多已经过去了，但是人们仍然会记得当年甲午海战的那种惨烈场面。而且人们也仍然会在思考，当时号称世界第六的北洋水师到底败在何处？对于这些问题，我想每个人可能都会有着自己的答案，而有一本书名字叫做《龙旗飘扬的舰队》，在这本书当中，作者就用现代意识来审视历史，对中外海军进行了比较研究，而同时，对于海军的发展策略，对于清朝政府，对于清流政治，也进行了自己的分析。今天的《世纪大讲堂》，我们就很荣幸地邀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姜鸣先生。
你好，姜先生。
姜鸣：你好。
主持人：请坐。我们一起先来了解一下姜先生的背景。我这里给大家介绍的简历相当地简单，因为这是我们在网上能够查到的惟一的资料。姜鸣先生是在1957年出生，1984年的时候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现在是在中国银河证券公司上海总部担任总经理，出版的著作除了刚才我所提到的《龙旗飘扬的舰队》，还有《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日志》以及《被调整的目光》等等。
姜先生，在了解了您的简历之后，我想大家可能会觉得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那就是一方面您是银河证券上海分公司的总经理，在从事金融方面的工作，而在另外一方面，还有一个身份是历史学家，而且还有很多本的历史专著出版。不知道金融和历史这两者毫不相关之间，您是怎么找到一种其中的内部的关联？
姜鸣：我是1984年离开学校的，离开学校的时候实际上我也没有从事学术工作，我当时是到机关工作了，我曾经在上海市委组织部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呢，就在九十年代初，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和证券市场刚刚开始兴起的时候，我就转到了证券行业。对我来讲，证券是我的一份职业，历史研究是我的一个兴趣，这个兴趣对我来讲也是保留了二十多年，因为我大学二年级时老师组织过一个学术沙龙，在这个沙龙里很多同学都想研究中国近代的军事史。在那个时候，我跟老师做了一个承诺，说我来研究近代海军史。过了这么多年，我自己一直是把当时对老师的一个承诺变成自己的一个理想或者是一种信念、一种兴趣，一直在坚持着。
主持人：金融和历史之间曾经有过冲突吗？有没有过一种时候，说必须要做出选择。
姜鸣：好像没有。因为我觉得我过去的那些经历当中，我的同事也好，我的领导也好，一般都还很尊重我这种选择。再说我也不耽误工作，除了有很少的时候我要参加一些学术活动，我要请一个短期的假以外，一般我都不耽误，我从来不会说因为要做历史研究，我得请假，一个月我不干工作了，我得做这个事，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大家都很支持我。
主持人：从大学出来，其实本来是学历史专业的，为什么没有直接进入学术界去专门地做学术研究呢？
姜鸣：就是和我当时的分配状况有关系。同时我自己也有一种感觉，我觉得要做历史研究，如果对现实生活不是非常理解、对今天的事情不是非常了解的话，你想要去了解历史，有时候会比较肤浅。所以我当时觉得，到机关也好，到社会上去也好，积累一些我对现实中国的变化、对于现实社会的体验，也许对于我后来在历史研究中能够看出一些纯粹在大学里、在研究所里做研究人员的那种角度不同的东西，会有些不同的变化。我觉得这对我来讲是一种挑战。
主持人：好，在了解了姜鸣先生的一些经历之后，下面就让我们欢迎姜鸣先生为我们进行今天的主题演讲：《李鸿章与甲午战争的历史教训》。有请。
姜鸣：今年是甲午战争111周年，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有的历史学家把甲午战争称之为第一次中日战争，把后来的抗日战争称之为第二次中日战争。这两次战争对于中国现代历史的影响极为重大，每一个中国人都不能忘记这两次战争。
在甲午战争之前的几十年里，当两次鸦片战争的硝烟散去之后，中国人当中的一部份先行者已经看到中国面临着数千年所未有的巨大的变化，他们开始思考。魏源曾经说过要“师夷之长计以制夷”，就是要学习外国人的技术来制外国人。李鸿章曾经最早倡导说“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所以就有了后来绵延三十年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在军事上的重点就是仿效西方，建立现代化的海军，以保卫国家的海防。这是当时的中国面对世界局势的变化所做出的一个回应。
当中国面临西方列强的入侵、面临亡国灭种生存危机的时候，我们隔海相望的东邻倭国也遇到了同样的挑战。中日两国对于西方的回应几乎是同步的。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倭国把效仿西方、脱亚入欧（就是它要离开亚洲进入欧洲这样的一个理想）和政治改革列为国策，通过明治维新，消除了藩封割据，完成了中央集权和君主立宪，又把海外扩张、以朝鲜为跳板踏上大陆、继而征服世界作为其具体的步骤。这样，中日两国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不可避免就会出现碰撞。
中国政治家很早就看出倭国的崛起会对中国的生存产生严重的威胁，在民族兴亡的竞争中，倭国将成为中国最主要的假设敌。在1874年的时候李鸿章就曾经指出：“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以外，倭国则近在户闼，视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为了防御倭国侵略，他重视海防建设，组建北洋海军，十分明确地提出：“今日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御倭国起见。”
我们都知道，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一道惨痛的伤痕。在抗击倭国的侵略中，当时中国一部份的官员发布过高昂的抗战言论，中国官兵也曾有过英勇的抵抗，但是从全局上看，当时中国官方对于战争的战略指导和军事运用乏善可陈，没有什么是准备得好的，所以首战即败，每战皆败，无论是西式装备的海军，还是相对落后的陆军，战争爆发之后军事一败涂地，仅仅半年就在战争中全面崩溃。交战双方，倭国是虎视眈眈，有备而来，时刻在寻找时机，战略上倭国是主动的。朝鲜的东学党起义，作为倭国强行干预、挑起中日战争这样的一个契机也许是偶然的，但是训练一支现代化的军队同中国来决战、最终通过朝鲜作为一个跳板踏上大陆、继而称霸世界却是倭国根深蒂固的指导思想。反过来，无论当时中国花多少钱买装备，或者不买装备，造颐和园，或者不造颐和园，中国在战略上都是被动的、消极的。倭国是在寻求崛起，并且清楚地知道在弱肉强食的时代崛起的本钱就是实力。中国呢，是在防止坠落，它一直以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是防止自己从世界中心地位的坠落。有一些人认为通过学习西方的现代化中国可以免于坠落，而更多的中国人当时根本就没有意识到我们面临着坠落的地位。当时清政府雇佣的一个英国雇员——中国海关的总税务司赫德——打过一个很形象的比喻，他说：“恐怕中国今日离真正的改革还很远。这个硕大无比的巨人有时忽然跳起，哈欠伸腰，我们以为他醒了，准备看他做一番伟大事业，但是过了一阵，却看见他又坐了下来，喝一口茶，燃起烟袋，打个哈欠，又朦胧地睡着了。”这就是当时清政府雇佣的一个英国人对于甲午战争前后中国的那种改革的状况、社会的状况所做出的一个形象的比喻。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日矛盾在朝鲜爆发，并且马上就要上升到一种军事冲突的边缘。而李鸿章是不想打仗的，他主张通过国际调停解决朝鲜危机。这是什么原因呢，我想原因大概有三条：
第一条，他心里明白，1894年是慈禧太后六十大寿，不能被打一场仗来搅和。这是中国政治的最本质的那一部分，就不想打仗。
第二条，他深知中国前三十年的军事变革不过是一座纸片糊襟的破屋，实际上不足以战胜倭国。
第三条，他不愿意在这种没有把握的决战中消耗自己的实力。
但是，作为洋务运动的主角、中国近代化事业的开创者和北洋海军的指挥者，李鸿章对于甲午战争的失败也负有直接的和无法推卸的责任。站在历史的角度看，我认为至少包括外交、用人、军事三个方面。
第一，从外交上看，客观地讲，李鸿章是清朝统治集团中对于中国当时所处地位认识得较为深刻并且不断地做出改革回应的先行者。他目睹时局艰难，从承认中国国力和装备不如外国出发，立足忍小忿而图远虑，努力创造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可惜，弱国无外交，从甲午战争开始之前到甲午战争结束，李鸿章几乎所有的外交努力都以失败而告终。他想以夷制夷，利用外国的势力来玩弄平衡，但对时局的错误判断，对竞争对手的情况不甚了解，使他总是被别人玩弄，既浪费了时间和精力，也耽误了战备和时机。
第二，从用人上分析，在中国走向世界的历史过程中，中国的干部准备、人才准备是极为不足的。当时的知识分子对于西方社会的变化、对于中国以外当时就是很现代化的一个西方世界是完全隔膜的。仅凭激烈的爱国言论其实不能治国平天下。这里举一个例子。当时清政府第一批派往欧洲留学海军是选了七个人，这七个人到德国学习军事，中国驻德国的公使就发现这几个人在德国不遵守纪律，老是犯事故，出去赌博，笑话实在很多。当时一个德国人就问他说：你们怎么派这样的人到德国来留学啊？李凤苞——就是中国驻德国的公使——回答说：这种当兵的人本来就是无赖子弟，本非上品。就是说这些人——不上品的人——就是当兵的。那个德国人马上就问他：你们中国派这样的人离国七万里，到德国来留学军事，怎么能够这么轻率？如果我把你这种答复告诉德国海军部，那你们这七个人不是更被看不起吗？这就是当时中国人对于留学西方的一个基本看法，和西方人对中国派这样的人去留学的一个非常大的疑惑。
李鸿章在用人当中，一方面用了这样一些刚刚从学校毕业的人，更多的是用了一批当年跟随他淮军打仗起家的一些部属。用梁启超的话来说，这些人同李鸿章“昔共患难，今共功名，”——当年是共患难，现在是共享功名——“徇他私情，展转汲引，布满要津，委以重任，不暇问其才之可用与否，以故临机偾事，贻误大局。”到了甲午战争的时候，我们看到中方的前线指挥官大多数将领和官员的表现大都可以用这几句话来概括，战争的结局也就可想而知了。这是我们谈到他的用人。
第三，从军事上我们也可以分析北洋海军的运用，李鸿章对于自己亲手创建的这样一支战略打击力量的认识是完全错误的。我们知道，十九世纪是一个海洋的世界，英国依靠强大的海军而称霸世界，美国人马汉提出了海权概念而震动了世界，也推动了美国在世界上的称霸，倭国把大海看成是通往中国大陆的桥梁，把争夺制海权作为掌握对中国作战的主动权，所以一直在主动寻求同北洋海军的战略决战的机会。而中国呢，中国海军是把海洋看成防御的屏障，把海军消极地看成是运输船队、运兵船的护航力量和陆地防守的一种辅助。我们从甲午战争中丰岛海战、黄海海战乃至战争间隙中的海军运用，看到辽东的反登陆作战，山东的反登陆作战，刘公岛的保卫战，这些失败全部都体现了海军战略失误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中国近代海军从成立起花费巨大，却从来没有击沉过一艘敌船，足以说明深层次的许多问题。客观来说，前后三十年的所谓“同光中兴”——就是同治和光绪年间的重新的兴旺，我们称之为现在叫洋务运动——引进了西方的军事装备，教育和培养了一支北洋海军，但是没有完成中国军队的现代化任务，尤其是没有造就出一支具有高度国家意识和专业水准的军官群体，没有造就出一支一往无前的英雄主义牺牲精神的士兵队伍。这种差距恐怕就是从鸦片战争之后的一百年里，中国军队在所有对外民族战争中基本上是一触即溃、望风披靡、从无获胜记录的真正原因。
我们的这种局面的改变是直到第二次中日战争——就是我们现在称之为抗日战争——的时候才有所改变。但是，抗日战争它所取决的是整个国际战局和反法西斯力量的一个综合的胜利，并不是中国的独立力量去战胜的。
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的一次国运相搏。战前，倭国的谋略就非常明晰，它要通过甲午战争不但打败中国，还要割断朝鲜同中国历史悠久的联系，最终通过征服朝鲜来征服中国，最后控制整个亚洲。甲午战争中，倭国准确地按照了这个策略进行军事扩张，战后倭国不仅夺取了对朝鲜的宗主权，《马关条约》还使得清政府被迫割让台湾，偿付巨额的战争赔款，使得中国经济陷于崩溃，也使得倭国得以运用这笔巨大的赔款完成了军事现代化，从而更加坚定不移地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对于后来的中日关系影响非常大。
我这里简单地讲一下《马关条约》以后对倭国带来的契机。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军费实际开支是2亿日元，相当于它1893年正常财政开支8000万日元的2.5倍。甲午战争以后，中国向倭国赔偿了2亿两白银，又因为赎回辽东半岛而追加了3000万两白银，总计是2.3亿两白银，折合成英镑大约是3700万，加上我们分年偿付的利息350万镑——这个钱折合成日元是3.64亿元日元。倭国去除它的战争成本，它纯粹从中国获得的赔款，也就是说它的战争纯利，是1.7亿日元。
战后倭国拿到了中国的这笔赔款以后派在什么用途？首先，倭国把中国的战争赔款运用于军事扩张，从1896到1902年七年间，倭国陆军的扩张费达到5400万日元，海军的扩张费达到了1.25亿日元，合计是1.79亿日元。这笔巨款使得倭国军队进一步扩张，为在后来的日俄战争中打败俄国奠定了军事基础。第二，倭国把当时所获的全部赔款加上中国偿付的利息，价值4000余万英镑，全部储存在英国的苏格兰银行，然后从中提出7260万日元作为银元兑换准备金，完成了倭国从银本位变为金本位的币制改革，这样就使得倭国迅速地迈入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列。第三，倭国用中国的赔偿建立了三项基金：一个是花3000万日元建立了军舰水雷艇补充基金，一个是花1000万日元建立了灾害准备基金，第三是用1000万日元建立了教育基金。他说这个钱在平时可以用于这三个基金，到了战时全部卖出这些基金，就可以用作军需。
这里面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倭国在《马关条约》逼迫中国偿付了巨大的战争赔款以后，它拨出2000万日元送给皇室，作为感谢倭国天皇节约皇室费用来发展倭国海军，现在倭国战争打赢了，他们拨出两千万日元让皇室用于他们的消费。这个事件正好同中国满清皇室在战前大肆挥霍国家有限的财力，而对于军事准备投入不足，海军经费被运用在修建颐和园等等，形成鲜明的对比，可以使人感慨万千。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从1896到1897年，倭国的经济开始进一步的起飞，倭国的国家财力得到大幅度地提升，从此，中日两国的国运就在甲午战争之后迅速地拉开了距离。
今天的中国早已摆脱了任人欺凌的屈辱地位，国际地位、综合国力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今天来纪念甲午战争和抗日战争，不仅是为了怀念历史，更多地是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在最近几十年里，我们已经拥有了和平发展的环境，在我们同学们自己的感受当中，似乎战争、动乱都是别的国家相当遥远的一个新闻，是我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其实我们实在还是处在动荡变化的国际环境中。冷战结束以后，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各种力量的消长，使我们必须以全新的目光审视我们国家的发展战略，抓住难得的战略机遇期。对于我们每个中国人来讲，21世纪是我们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历史时期。我们希望和平崛起，但和平崛起并不取决于单方面的良好愿望，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瞬息万变的台湾局势，都唤醒我们要时刻回顾历史，居安思危，真正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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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梁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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