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蒋经国先生晚年，有没有和你说起过那段日子，他对自己那段工作有何评价，或者有对一些批评的回应？

蒋方智怡:作为公公，他是不会跟儿媳讲这些事的，但是他会跟我先生说。我刚才讲的，就是我先生跟我说的。

记者:蒋经国先生晚年的转变，是不是有一个挣扎的过程？

蒋方智怡:其实没有“转变”，这是经国先生的本性，他从来没有变过。只不过是在某一历史阶段，因为他身上所负的责任，不得不去做一些必要的事情，做一些调整。

记者:你的意思是说，他本身没有变，而是时代变化了，他去顺应时代的变化？

蒋方智怡:对了。

开放党禁是有备而为

只要他觉得有利于人民，他就会尽力推行自己的政策，减少负面声音

记者:你怎么看蒋经国先生晚年开放党禁、推动台湾民主化的行为？有人认为，他当时是情势所迫:美国的压力、台湾内部的族群矛盾等。

蒋方智怡:这个观点是不正确的。经国先生年轻时就完全推崇民主，他认为，主权是在民的，一切都是以人民的利益为最大目标。所以，他晚年做那些事情的出发点，完全是为了使台湾步入另外一个更好、更完美的阶段。

记者:蒋经国先生晚年有没有对台湾族群对立有过担忧？

蒋方智怡:当然有。所以他在晚年就主动讲，我是中国人，我也是台湾人，我们在这块地方，一定要专心建设这块土地，安居乐业。

记者:对岛内民主运动可能导致的失序，他也有担忧么？

蒋方智怡:经国先生在开放党禁的时候，我相信他心里完全有这些准备。他在推动这件事情的时候，心里对会碰到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是有预期的。他的思维非常清楚，但比较辛苦的是，他那个时候身体不是很好。我们也很心疼，因为他个人的观点是，身体不需要太多的保养。

我是非常佩服经国先生，即使在他身体已经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他心中所想的还是台湾的方向，他在考虑如何才是对台湾、人民最好的选择。他开放党禁、开放回大陆观光，他认为这些事情都是那个阶段里，台湾人民最需要的东西。

记者:一本传记里提到，在蒋经国先生晚年的时候，病得很重，一次出来讲话，现场有人抗议，当时经国先生的脸色就变了，回去就病情加重。开放党禁报禁之后，反而面临着一些攻击。

蒋方智怡:这是1987年的12月25日，在中山堂的大会中。他当时就有讲，他一生都在为人民做事情，为什么到这个时候还有人有这样的举动。对他来讲是有打击了，那一阵子是有点伤心、心痛，所以过了很短的时间，1988年1月13日就去世了。以他当时的身体状况，如果没有那件事，应该没有这样的意外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