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对秘密警察的坚定信念，可以从他与蒋介石的一次家书对话中，得到印证。蒋经国举一九三七年斯大林清洗红军异己份子，枪决八大红军将领为例，加以说明，他说，斯大林枪决红军八大将领的目的，是要提防内部反对势力图谋不轨，这批原本外表拥护斯大林的将领们，怎知他们竟有反斯大林的阴谋。

蒋经国告诉父亲，俄国这个国家的观念是，要打胜仗需要有千军万马，但是，如果敌人想颠覆一个领导人，他只要在你的参谋总部里潜伏一两个人，就可以杀死你的千军万马。年轻的蒋经国似乎在提醒蒋介石，“领袖之左右，必有企图造反之人”，你今天认定最“忠实”的手下，也不能光以言论来论断他的忠奸，而应该长期考察这个人的言行举止。

至于前边提及，蒋经国深信，要抓住民心得靠计划经济，要抓住政权，则要仰仗秘密警察。以他两条腿走路的方略而言，光有江西的计划经济实验，还不足以完善他的政治生活经验，因为，他还欠缺情报组织的经验。由于军统局局长戴笠突因空难死亡，让他有一线机会，参与国民党改造其陈腐而重迭的情报机构。

他向蒋介石作出试探性的动作，是在抗战胜利之后，一九四七年二月，蒋经国大胆地向蒋介石提出了他的中国版的“国家政治保卫局”（格别乌KGB的前身）计划，也就是所谓的“特种监察网组织计划”。如果蒋介石接受了他的儿子这项构想，那么蒋经国早在一九四七年即可成为比戴笠权力更膨胀的情报头子，依照蒋经国规划的这项计划，“特种监察网”将是笼罩中央调查统计局、保密局、国防部第二厅、宪兵司令部、首都警察厅、交通警察总局等，六大情报系统的太上机关，而蒋经国就是这个太上机构的头脑，直接向他的父亲负责。

令蒋经国扼腕的是，这套“特种监察网组织计划”因为绵延不绝的内战，无限期延搁了它的进程，最终石沈大海。国民党在大陆的政权急速覆灭的过程中，蒋介石必定十分恼怒未在一九四七年采纳儿子的建议，建构一个中国版克格勃，只是当他面对治丝益棼的国共战局，再度审视蒋经国这项书面计划，悔之晚矣。

一九五0年三月，下野一年余的蒋介石在台北宣布复职。蒋介石复行视事之后，第一件重要的人事任命，就是要蒋经国担任总政战部主任，与总统府资料室主任。前者是在军队里面密布眼线，建构军中情报网，镇压混杂在军中的异己份子。而总统府资料室则是前述“特种监察网组织计划”之变体机构，同样拥有情报机构太上皇的无上权限。

总统府资料室日后改组为“国家安全局”，蒋经国始终是实际的负责领导，无论“国家安全局”的局长是谁，蒋经国始终是幕后老板，直至他一九八八年去世为止。

固然蒋经国在大陆时期提出的“特种监察网组织计划”，它的组织属性类似苏联KGB之前身“国家政治保卫局”，来台初期的总统府数据室，属性尚未定型，然而，自从一九五0年代美国情报机构为了韩战，针对中共所作的情报侦搜工作，开始大量支助蒋经国领导的情报组织，此期间，从总统府资料室到“国家安全局”，在组织建制、训练方法、情报技术、情报设备方面，都大量吸收美国提供的经验与资源。

自“西方企业公司”到“海军通讯辅导中心”（NACC），蒋介石授权把所有的情报事务委诸于蒋经国，他成为美国中央情报局与台湾当局的惟一对口负责人。但是，综观整个蒋经国时代的情报组织，尽管它们花用大笔得自美国的经费，接收大批被美国淘汰的“先进设备”，甚至为了因应与美国情报单位协调作业之便利，国民党当局的情报组织架构，内部作业模式，都完全放弃及推翻了“中统”与“军统”时期，洋溢着俄国作风的情报特色，而大量移植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组织架构、内部作业模式。尽管如此，蒋经国脑子里思考的路径，却依旧未变其苏联模式。

坦言之，蒋经国时代的台湾情报组织，其形体是美国的，但灵魂深处的思维脉络却仍饶富俄国精神，直至蒋经国故世，台湾的情报组织自然也不存在此一俄国游魂矣。

总结而言，不论是江西“小苏联”梦想的雏形，或者台湾“小苏联”梦想的实现，这与蒋经国留学、落难苏联时之所见所闻，相去甚远，台湾受到美国之深远影响，尤甚于受苏联影响之部份，蒋经国时代的台湾，容或尚有苏联的形影，但并非全然是苏联的“复刻版”，自从蒋经国逝去，连这仅有的形影也化作一缕轻烟，消失无踪。

蒋经国毕生廉洁奉公、爱国爱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无怨无悔的革命热忱，都在在彰显着他身为一个托派共产党员的理想性格。在派性上，他固然与中共老辈革命家有所差异，但人们从他毕生事迹即可强烈感受到蒋经国与中共老革命之间，却存有更大的相似性。虽然他自二十七岁以后，为了尽忠尽孝，即绝口不提“共产党员”四字，不可讳言，在蒋经国的灵魂深处，他仍是一个具有浓厚共产主义理想的爱国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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