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许“台独”人士回台湾和查禁“台独”书刊

台湾当局对“台独”势力决不姑息，许多时候是准确和正义的。像还在20岁时就萌生台湾作家不是中国作家之意识的张良泽，1970年代在成功大学中文系教“新文艺”课程，以首次讲授台湾文学为名宣扬分离主义思想，为汉奸文学即“皇民文学”翻案，故每个学年度校方均要讨论这位认为“台湾文学不同于中国文学”的讲师是否还有资格留任。1978年，张良泽投入党外运动，在美丽岛事件爆发后无法在台湾生存，只好在美国和日本流亡。在流亡期间受海外“台美基金会”资助，鼓吹“台独”十多年，否认台湾人抗日的民族正气，称台湾人为非中非日，介于“汉民”与“皇民”之间的“三脚仔”，并污蔑中国人是“四脚仔”的猪，这种疯狂的自我侮辱还不算，还热烈赞扬战后日本资本“使台湾获致社会的安定和繁荣”。当局怀疑他是“国贼”，因而在其护照上加盖“吊销”的大红字，不许他回台湾，一直到戒严令解除五年之后，才允许他返回探亲。

陈芳明是一位诗评家，是一个复杂多变的人。他原来以“龙的传人”自居，可他在1974年离开台湾到华盛顿大学深造期间看到美国人写的鼓吹“台独”的小册子《被出卖的台湾》，由此受其影响背叛了原有的信仰，而中断学业与“台独”领袖许信良一起让《美丽岛》杂志在海外复刊,并以“施敏辉”的笔名在每一期杂志上写鼓吹“台独”的政论:疾言批评执政党镇压“台独”势力做法的同时，为被投入牢房的“台独”分子鸣冤叫屈，以致成为“台独理论家”，被国民党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不许他回台湾长达15年之久。后来，迫于舆论的压力和岛内形势的变化，国民党当局于1989年允许他回台，但只能停留一个月。当陈芳明到北美事务协调会办签证时，官方向陈芳明约法三章，其中第一条禁止事项是“不得主张台湾独立”，不许参与任何政治性的演说活动。但陈芳明阳奉阴违，一到台湾便出版三本以反国民党专制为名宣扬“台独”思想的《在美丽岛的旗帜下》、《在时代分合的路口》和由他主编的《二·二八事件学术论文集》。这些书和林双不的《大声讲出爱台湾》、施明德的《施明德的政治遗嘱》、彭明敏的《自由的滋味》一起，被台湾当局以“主张台湾独立，散布分离意识”的罪名而查禁。为此，前卫出版社发表声明“严重抗议”，“台独”派文学团体“台湾笔会”也发表《爱台湾的思想能查禁吗？》的声明，但这些都没有使当局查禁宣扬“台独”书刊的态度软下来。

文艺团体必须冠于“中国”、“中华”之名

蒋氏父子坚持“一个中国”，在“人团法”中规定“人民团体的组织与活动，不得……主张分裂国土”，“有违法者，不予许可”。这是约束党外势力组织党团及其附属的文艺团体的法令，是专为“台独”团体及其活动治罪的。这表现在文艺团体的成立问题上，蒋氏父子认为民间团体的设立应有利于祖国的统一，而不应与“台独”思潮沾边，并对那些假“台湾”之名行宣扬“台湾文学不是中国文学”的思想保持高度的警觉。为此，“内政部”明文规定成立民间社团必须冠于“中国”或“中华民国”名称，而不许以“台湾”命名——如确实需要，也只能用“台湾省”而不许单独使用“台湾”二字，如1955年6月成立的“台湾省妇女写作协会”，便不用有可能引起误解的“台湾”而改用“台湾省”，该会于1969年则干脆改名为“中国妇女写作协会”。其余团体一律称“中国”或“中华民国”，如“中国文艺协会”、“中国青年写作协会”、“中国诗人联谊会”、“中国古典文学学会”、“中华民国笔会”、“中华民国比较文学学会”等。

国民党这一政策，直到蒋经国去世后仍然坚持不变。哪怕是解严后的1995年，“以台湾为名义的社团在内政部登记为全国性的社团时，都被打回票，没有一个被核准”。典型的是1987年2月15日成立的“国际笔会台湾总会”(简称“台湾笔会”)，由于是逃避作家体制化，是有主体性和“台独”倾向的社团，因而未被核准登记，官方后来在“必曰台湾”的年代即第七届李乔会长任内才勉强将其核准，但仍不支持其加入“国际笔会”。

创办刊物以“台湾”命名，在两蒋时代同样遭到冷遇。吴浊流于1964年4月创办的《台湾文艺》杂志，由于没用《中华文艺》或《亚洲文艺》一类的刊名，曾几次被“警备总部”约谈，质问他不用“中国”而用“台湾”名称是何居心，并再三禁止他使用“台湾”二字。吴浊流年纪大，什么风浪都经历过，他顶撞官方说:“除非‘台湾省’改了名称，我就改杂志名称”。鉴于他威望高，一直以“汉节凛然”著称，且又抓不到他转向宣扬“台独”的把柄，当局无可奈何，只得让其出版，但仍紧盯不放，不时用各种借口向其提出警告。《台湾文艺》的另一姐妹刊物《文学台湾》，因1982年出版的第五集有一篇名为《隔绝》的小说中一段话有问题，被“调查局”强令删除。至于《笠》诗刊，绕了好几个弯将“笠”视为“台湾意识”的图腾，也被当局识破，难逃“台独同路人”的指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