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强掳与奴役中国战俘劳工的几个问题
2010年04月27日 19:18 光明网 】 【打印共有评论0

60多年前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是自近代以来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最大一桩罪行,也是日本民族史上最为可耻的一页。这段历史已经告诉我们,日军如何发动了“七七”事变,如何推行的“三光政策”,如何在长城线上制造的“无人区”,如何在南京城内杀戮奸淫,其“七三一”部队怎样用中国人作细菌试验,怎样强抓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怎样掠夺中国资源、野蛮奴役中国百姓,告诉我们日本法西斯在犯这些罪行时是怎样将低级动物的恶劣本能和帝国主义的疯狂殖民欲望在相互结合中发挥得淋漓尽致的。虽然噩梦已经结束,邪恶已被正义战胜,但对每一个炎黄子孙来说,都应该永远记住那段历史。

我们应该记住的,还有中国战俘劳工这一特殊受害群体。

严格说来,“劳工”这个概念,和人们通常所理解的劳工的含义有很大区别。因为,第一,他们是非自愿的;第二,他们没有任何生命保障和劳动保护;第三,他们所干的各种苦役,没有任何报酬。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掳掠中国劳工和16世纪某些西方国家原始资本积累时期的奴隶贸易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同时,也因“劳工”绝大部分为被俘的中国抗日官兵,许多学者在指称之一群体时,使用的是“战俘劳工”,本文也沿用了这一概念。

在亿万受害的中国同胞中,战俘劳工和被强迫抓去充当“慰安妇”的许多中国妇女一样,所遭受的奴役和迫害更直接、更残酷,命运也更为悲惨,在说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野蛮和惨无人道方面也更有典型意义。而要了解中国战俘劳工悲惨命运产生的原因,首先须对日本帝国主义当年的这一丑行作一系统的研究和剖析。非此,就无法看清中国战俘劳工那段血泪斑斑的历史,也无从记住那段历史。

一、日本为什么要大规模强掳与奴役残害中国战俘劳工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背后支持它的则是经济因素。奴役残害中国战俘劳工作为日本侵略战争政策的产物,既有其深刻的政治、经济、军事原因,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本身又是一种非常恶毒的政治、经济、军事政策。这个认识,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得到说明。

(一)经济目的以战养战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战养战政策是日本军阀集团为其侵华战争服务的,特别是战争转入长期化过程,为解决战线过长、国力衰竭、补给困难等一系列内外矛盾,作为“国策”确立的重要的战争指导和经济掠夺政策。这一政策的实质,就是要通过“在中国的占领区内实行残暴的掠夺,用以供给其侵略战争的物质需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49页注释5)实现其“征服中国并利用其资源”(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第174页)的目的。它的制定,不但反映了日本垄断资产阶级的掠夺野心和对外扩张的经济动因,也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及其战争和经济的虚弱本质。而作为奴役残害中国战俘劳工的手段之一,把大批中国战俘劳工掠往日本和中国东北,其直接经济动因,就源于日本国内及其在海外建立的战争物资供应地劳动力的缺乏。

自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对华战争,便有大批青壮年被征入伍并运至中国战场,很快就使日本国内出现了严重的劳动力不足。为摆脱这一困境,日本政府为挖掘国内劳动力资源潜力,首先加强了国内劳动力的管理,于1938年3月颁布了《国家总动员法》,8月又颁布《毕业学生使用限制令》,随后于1939年4月和7月又先后颁布了《防止从业人员移动令》和《国民征用令》等多种法令。但是,由于中国人民的顽强抵抗,使侵华日军伤亡人数不断增加,也由于日军作战战场的不断扩大,日本不得不派出更多的军队到中国加入侵略战争,因此也造成了对军工生产需求的不断扩大。此后加上出兵东南亚和挑起太平洋战争,日本仅在海外派兵就达300多万,另外,此前还有大量人口“移民”中国东北,所有这些,就使日本国内劳动力供应更加捉襟见肘。日本侵略者在其胃口还没有得到满足之前,他们是不会停止其侵略行为的。但要使战争能够继续进行下去,一个基本的先决条件是日本的经济部门能够正常运行,军工厂能够生产出足够的军需物资。这些,都离不开劳动力这个最基本的生产要素。

在解决劳动力缺乏这个难题上,日本垄断资产阶级可谓绞尽了脑汁。如动员了大量的妇女、学生及其他人员组成“勤劳报国队”,动员一批私人商店经营者及小工场主、职工等组成“征用队”等,投入到国内的工场、矿山及港口等军需工业部门。但是,因为日本的人力资源和日本侵略者的侵略胃口相比太不成比例,在国内实在无人可征用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和经济界便把劳动力来源的视线从国内转向了国外,开始认真考虑强行掳掠中国人到日本充当劳工。日本东洋经济新报社主办的《日本经济年报》1942年第4辑曾刊登了财界的下列意见:“据各方面的专家说,在长江方面有300万人左右,在华北也有相当的余力,这是在芝浦的企业家那里听到的说法。日中事变发生以前,在芝浦一带有相当多的中国人当码头搬运工人,既能干活,工资又便宜。(这里所说的,是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发生以前的情况——作者注)所以现在一定要听听这样的意见:那些低级劳动和不重要的工作,如果可能尽量使用中国人不是更好吗?”在日本财界的要求下,日本政府也基于其他方面的考虑,于是在1942年11月27日,内阁会议通过了《关于向国内移进华人劳工事项》的决议,声称:“鉴于内地劳务需求日趋紧迫,特别是重体力劳动方面劳力显著不足。根据下述要领,将中国劳工移入内地,以便使其参与大东亚共荣圈的建设。”自此,便有计划地开始了掳掠中国战俘劳工的罪恶行径。后为加快这个罪恶行径的步伐,日本政府又于1944年2月28日举行的次官会议上通过了《关于促进华人劳工移进国内事项》的决议,掳掠中国战俘劳工的规模进一步得到了扩大。

(二)政治与军事目的消灭抗日力量的重要手段。日本大批掳掠并奴役残害中国战俘劳工,除作为“以战养战”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外,还包含有异常隐蔽而又险恶的政治军事目的,即希图通过这种表面看来是非军事性的杀人手段,来消灭各种显现的或潜在的抗日力量。因为战争既是敌对双方物力、财力、科技水平的综合较量,又表现为人力资源此消彼长的历史过程,这就决定了战争双方都要以大量消灭对方有生力量作为自己最后获胜的基本前提。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以后,相对于中国来说,小国寡民的日本已处于人力资源消长明显不利的一方。它自身后备兵源十分有限,人口众多的中国却有巨大的人力资源可供动员,同时由于日本侵略者的野蛮统治所激起的民族义愤,加上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领导和发动,沦陷区大量青壮年作为一种潜在力量随时都有可能加入反抗日本侵略者的行列。而那些被俘的中国抗日军人,一旦获得自由,更易马上重新成为武装抗日的中坚力量。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非常现实的,大量事例已经对此作了有说服力的证明。于是日本侵略者从自身的战争逻辑出发,便决定以“募集”劳工的名义,把沦陷区大批中国青壮年集中起来,然后同被俘在押的中国抗日军人一起,用沉重的劳动和非人的折磨及直接虐杀,大量消灭这些有生力量,借以削弱中国的抗战能力和潜力。只是因为这种罪恶行径极易激起中国人的更大义愤,又不见容于国际舆论,日本侵略者很少公开谈论它。但这项侵略政策所造成的恶果却是日本法西斯所无法掩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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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刘延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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