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大陆黄金运台始末 黄金究竟用在何处
2010年03月18日 12:10 文汇报 】 【打印共有评论0

亲历运金的见证人

关于第一批运输黄金银元赴台的船只,2006年《人民日报》(海外版)公布的“发行局签呈”(1948年11月29日)最为可信:

……洽妥海关海星巡舰装载,海军总部美朋舰(按:后由“关盛”号)随行护航……(由发行局密呈)

据当时任央行秘书处秘书兼机要科主任、专办俞鸿钧交办公文的何善恒,在1985年4月18日写给台北《传记文学》社刘绍唐社长的信中提到,发行局负责签呈的是副局长陈延祚,后来负责押运的是发行局襄理何骧及专员刘光禄。陈也负责安排戒严、防卫及运输。

这艘运黄金的“海星”号,是上海江海关海务部门里四艘较大型的缉私艇之一,属AN型舰艇,系美国“二战”后退役的防潜艇,据美国海军记录,此数十艘AN型舰是1941年3至7月由美国七个不同的造船公司生产的,它的总长度是163尺,宽度约30.5尺,空重是500吨,满载是700吨,航速可达每小时12海里。

为什么用海关的船只运送?除了在热闹的外滩江边不引人注目外,还因为当时海军派系林立,早已有中共地下党渗透,从1949年2月至12月不到一年中,国民党政府海军共有90余条军舰起义。因此,避免用军舰运,这种考虑是非常必要的。

海关是“洋机关”,中共渗透比较少,俞在1948年底使用海关船只运送黄金、银元两次,的确让中共地下党“没防到这一招”。但到次年1月底以后,中共地下党在上海江海关已十分活跃,第二批国库黄金就只有“冒险”以海军军舰运送了。

当年“海星”号船员范元健1991年8月在台湾回忆道:

……船长是钟福林(安徽人),5名关员及30几名水手都是中国人。那天应该是民国37年(1948)11月底或12月初的某日,大概是下午二点光景,舰长突然神色凝肃地进入船舱,告诉大副:“我们今天要出航,任何人不准下地!”谁知道,等到当天晚上十一二点,都没有接到开船指示,大家都觉得事有蹊跷。到深夜一点左右,船忽然开动了,但是,让我们吃惊的是,“海星号”竟然偏向左弯,随船人员莫名其妙,因为向左转就是上海外滩岸边,根本不是出海缉私,大伙儿都想不通船何以要靠岸。

“海星号”停泊的地方,正是中国银行的专用码头,码头邻近的街道上没有一个行人,显然已经实施局部戒严。几分钟后,中国银行旁边的街道内(按:即滇池路)出现了十几个挑夫模样的老百姓,二人一组,用扁担挑着两箱大约一尺半×二尺半×半尺见方的木制箱子,吃力地朝“海星号”鱼贯而来。木箱子怎么看起来特别沉甸的样子?船上同事不禁好奇地打量着,东西似乎是从银行仓库搬运出来的,难道是金砖不成?同仁们好奇地彼此窃窃私语,舰长钟福林这时告诫大家:“不要管里头装着什么?反正只管完成任务就是了!”船员们虽不敢问,私底下都猜出那是国库黄金。

约莫一个小时之后,上来一位着便服的男人,很客气地和我们打招呼,原来,他就是中央银行派来押运黄金的人,钟福林还派人在大厅为他准备了一具行军床(按:应该就是央行职员刘光禄)。等黄金全部送上船,“海星号”即在夜色掩护下,驶向长江口,没有人晓得船要驶向何方。等船开到舟山群岛附近江面,钟福林才透露:“我们这趟去台湾!”显然,这是一项极度机密的运金行动,没有任何军舰护航。

“海星号”在海上航行了一天一夜,终于平安抵达基隆港二号码头,几部大卡车早已静候多时,一个小时左右卸运完毕,大卡车便在央银人员押送之下,朝台北绝尘而去。

范元健作为亲历者的这段回忆是可贵的史料,记录下了历史的一幕。

“海星”号到基隆,当局安排了台湾央行的驻台代表沈祖同,负责点交给台湾银行金库存储保管。据基隆海关(即当时台北海关)秘书课主任王树德(江苏太仓人,后任“总税务司”)于1975年12月回忆:

……民国三十八年春,在一个深夜零时许,原台北海关(即现在的基隆关)三沙湾电台收到由上海海关总署发来的一封紧急密电,电文内容略为:“政府已将中央银行库存黄金及白银××吨交由海关‘海星舰’运台,该舰将于明晨抵基隆港,希即协调有关单位做必要之安排,并即交由中央银行在台代表×××接收”。我当时即刻向税务司报告。并依照税务司的指示漏夜部署各项因应措施,当一切办理就绪时,载运黄金白银的“海星号”已在破晓时分驶抵基隆外港。由于当时已有万全的安排,所以那些黄金白银都很顺利和安全地移交给中央银行在台代表接收,该舰亦于完成任务后驶离基隆。

上述这一段26年前的旧事,海关同仁中恐怕知道的人很少,1978年王树德退休时,蒋经国曾颁发景星勋章,他是在中国籍海关服务人员中唯一获此勋章的,也许与黄金运台有功有关联。

当年担任央行总行发行局调拨科副科长的魏曾荫曾参与押运第二批黄金去厦门,他回忆道:

……当时在上海,这批金子原来是存放在中国银行、汇丰银行和四行储蓄会的仓库里,由中央银行发行局、国库局和业务局三方管,发行局的具体任务落实在调拨科,业务局是负责加工成一两、十两的小条、大条。库房管理制度非常严密,魏曾荫说,当时规定如他死了,发行局掌握的暗号就由局长来对。他记得运台黄金是由海关缉私舰装载,其中两批直放台湾,一批先到厦门的中国银行仓库,再转运去台。装船都是深夜在警备司令部戒严下进行的。船上的押运人员是由各科副主任充任,他们互相监督,很严密。每艘船均由军舰护航。参与押运最后一批黄金去台湾的是调拨科一位刘姓副主任,黄金运到后,他也就归不得了。

现旅居美国弗吉尼亚州的安仲英女士,其父安震宇是当时上海中央银行职员,她在2004年11月13日回忆道:

……1949年4月间,在上海中央银行任职的父亲安震宇工作变得很忙,29日当天回家告诉母亲说,家人们须搭乘最后一班飞机到台湾,下午四时她随家人抵台,住进台北武昌街的台湾银行宿舍。

……数日之后,安震宇带着还不及十岁的安仲英和弟弟,说是去基隆抓“黄鱼”,姊弟兴高采烈同行。安仲英说,当时还真的以为是去海边抓黄鱼。后来,她与弟弟在港口看见父亲们点收的箱子里,竟是一些金砖和做成鱼状的黄金(按:即l两、10两的金条),父亲告诉他们那就是“黄鱼”。……安仲英这才知道,那些是国民政府运台黄金的其中一批,安震宇后来才说出,那批黄金直接运到台北的台湾银行地下室贮放,因为当时中央银行尚未在台设分行。

这第二批90多万两黄金及第三批空运的60万两,加上第一批的260万两,及1亿多两的银元及银砖,当然还有近亿的美金,就是今后支撑台湾和作战的经费。所以,“老先生”下野时,心中很镇定,举止“甚安祥”(按:指1949年1月21日蒋下野当日在杭州机场所见的生动印象)。

由于黄金运输从厦门到台北多是用飞机,所以当年空军方面的目击证人也很多,2004年,一位居住在美国密苏里州的刘存才,以及当年参与黄金空运到台湾的运输机大队长杨荣志都站出来说话。

杨荣志是1936年毕业于空军航校五期的飞行官,虽然事隔多年,但他仍记得十分清楚。他说,那些黄金装在箱子里,一箱箱很重,必须两个人抬起搬运到飞机上。杨荣志时任空运队第20大队大队长。他说,那是1949年春天,大陆情况甚是危急,第20大队奉命载运人员及物资,运输机往来大陆与台湾很多趟才完成任务。

目前旅居密苏里州的刘存才也曾间接参与运送黄金的任务。他指出,1949年他担任第11中队作战室文书上士,负责登记飞行任务的时间与内容。当时中华民国的两个空军运输大队,有近百架的空运能力,运输机启航时都是空机,返台时都是满舱的人员与物资。所谓“物资”,其实就是黄金及银元,但登记册上一律写明是“物资”,执行任务归来的飞行员透露,载回来的就是黄金及银元,由于情况紧急,飞行员还看到来不及装运的银元洒了一地……第20大队因此被称为“黄金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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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兴镛 编辑:石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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