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在说到孔子仕鲁的时候，有这样一句准确的概括:在鲁君臣既有起用孔子之意，孔子亦翩然而出。虽然开始只是一个中都宰，一个不大的县长，但是孔子的喜悦心情是真实的，“翩然”，正是五十一岁的孔子出仕时心情的写照。但是一个中都宰就让五十一岁的孔子如此“翩然”，也从另一个侧面透出了孔子郁悒不得志的悲凉。从三十而立到五十而知天命，二十年的时间里，孔子没有遇到一次真正能够出仕的机会。他的设教授徒，既是一种积极的进取，也有一种面对乱世的无奈。

终于可以有一个地方，可以让自己去具体实施自己的理想了，他怎能不“翩然而出”呢？

在中都宰的位上，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很少有历史记载，司马迁也只是说:“孔子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则之。”才不过一年的工夫，中都县周围的地方都在效法中都的做法。《孔子家语》倒是说了几条孔子定的规矩，如“长幼异食，强弱异任，男女别涂，路无拾遗，器不雕伪。为四寸之棺，五寸之椁。因丘陵为坟，不封不树。”虽然其中不乏进步之处，如按照年龄大小来分配食物，按照体力强弱分配劳动任务等，但是若果仅只限于此，恐怕还不到“四方皆则之”的地步。孔子与他的弟子们，在中都肯定还会做了更多的事情，这从鲁定公的一次接见里就可以体会出来。鲁定公问他:“学子此法，以治鲁国，何如？”就是用治理中都的办法治理鲁国可以吗？孔子回答得相当有信心:“虽天下可以乎！何但鲁国而已哉？”用我的方法治理天下都可以，何况只是一个鲁国呢？

于是，一年之后，他便被另任为司空，再任为大司寇。

鲁国国卿为上大夫，季氏为司徒，叔孙氏为司马，孟孙氏为司空。既然孟孙氏为司空，孔子的司空只能是小司空，即孟孙氏的助手，属于下大夫之职。好在在此职位时间很短，便被任命为司寇。司马迁之所以在“司寇”之前加一个大字，是区别前面所担任的小司空之职。这个大司寇，则已经是与三卿并列的上大夫了。能以一贫贱出身而跻身于上大夫之列，在统治者是相当郑重其事的，我们不妨读一下孔子的任命书:“宋公之子，弗甫何孙，鲁孔丘，命尔为司寇。”（《韩诗外传》）

孔子真正以自己的理想与政治抱负来实施的，是在大司寇的职位上。

他任司寇时，倒是强调教化作用，反对滥施刑罚。比如，有一次在处理父子诉讼案时，面对父亲告儿子不孝、儿子告父亲打人的控告，问清情况的孔子并没有立即判谁的罪，而是把他们监管起来让他们各自反省。等到都想通了并且各自找到了自己的不对之处，孔子竟然把他们全部释放，结果是自此父慈子孝、连个口角也不再发生。但是当政者季桓子对此提出批评，认为孔子是背离以孝治民的道路。但是孔子仍然坚持自己的做法，认为“上失之，下杀之，其可乎？不教其民，而听其颂，杀不辜也。”其中心意思就是强调为政者要做表率，反对不教而诛，主张不杀无辜、不滥施刑罚。还是在孔子的司寇任上，有一次从衙署下班回家，路上听到了马厩失火的消息。他首先关心和问及的，是人有没有受伤，而没有问及马匹及财产的损失情况。虽然只是一件不大被人注意的小事，却也反映着孔子内心深处对于人的重视，而且越是这种应急的时候，越是能够看出人的根底的善恶。

我们从《论语·颜渊》中，还可以听到孔子与弟子子贡讨论为政道理的记载。孔子说，如果有充足的粮食，又有充足的军队和武器，政府就可以得到百姓的信任。子贡问得很特别，他说:“如果迫不得已必须要从粮食、军队与武器、百姓的信任三项中去掉一项，那么去掉哪项合适呢？”孔子说去掉军队与武器。子贡说如果还是迫不得已，必须从这剩下的两项中再去掉一项，那该怎样取舍？这时孔子回答得很坚决，也很经典，以至于成为了各色政府共同标榜的原则“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那就去掉粮食。没有粮食不过饿死，自古以来谁都免不了死亡。但是如果人民对政府失去了信心，国家是立不起来的，也就会完了。

在为官上，孔子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带了一个好头，那就是有原则、有思想，真做官、做好官，而且是认真做官。

作为全权负责公检法的官员，处理案件，审判官司，当然是他的首要任务。在完成这一任务的时候，他一改以往由贵族官吏根据惯例专断判决的习惯，而是从“仁”的精神出发，将民主的东西引进诉讼。将凡与案件有关的人员找来谈话，一一问询他们的意见，然后他再根据大家的意见做出分析，做出正确的判断。“孔子为鲁司寇，断狱讼，皆进众议者而问之曰:‘子以为奚若？某以为何若？’皆曰云云。如是，然后夫子曰:‘当从某子几是’。”（《孔子家语·好生》）

摘自:李木生《人味孔子》 河南文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