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马锡总部)

新加坡淡马锡上个财年亏损高达400亿新币（1880亿人民币）。而据新加坡财政部今年2月的报告，在截至去年11月30日的八个月中，淡马锡亏损了高达580亿新币（2726亿人民币），而其投资组合总价值也一度缩水至1270亿新币（5969亿人民币）。目前，新加坡财政部是淡马锡唯一股东。

最近，新加坡民众对（中新合作的）苏州工业园庆祝15周年以及天津生态城项目提出了疑问，他们认为新加坡政府在苏州工业园项目中吃了亏，此前政府控股淡马锡的投资又砸了钱，证明政府精英们眼光有问题。新加坡资政李光耀给工业园区打了个70分。在新加坡，会考成绩以50分为及格线，在高中会考中，70分是刚好属于A的等级。

在新加坡人看来，苏州工业园的建设并没有如预期那般为新加坡经济带来新的收入，因此可总结这个项目其实是一个发展策略上的失败。（8月1日《中国经营报》）

今次金融危机让人反思“华盛顿共识”、经济自由主义存在的弊病，政府干预的合法性、合理性论证空前有力。但欧美凯恩斯主义者所谈论的政府干预，究竟能不能等于以新加坡模式为代表的政府强势主导经济？或者更具体来说，自由经济理论的实践破产是否意味着中国各地新一轮政府投资热、大项目大工业热、城市化热的正确性？

金融危机使得新加坡模式去年下半年起重新走红，我国一些城市主政官员大谈全面复制新加坡经济管理的经验，其中就包括淡马锡经验。这些城市都畅想将本级本区域国有资产打包，做成既有政策扶持又有市场竞争力的本地“淡马锡”。如今不仅“榜样”亏钱了，而且这两年各地扶植的类金融巨头也并未能取得上佳业绩，这不能不让人反思此领域内的模式引进。

《中国经营报》的报道证明，迄今为止，国内主流媒体对中新合作项目的介绍和宣传是并不全面、公允。新加坡模式是按照自身的特殊环境创建，照搬到其他地方会有水土不服的现象；模式本身的文化特性与环境产生了碰撞，并且影响到合作园区的产出效益以及新加坡人继续投入的积极性。这两天广州与天津民间舆论陷入“哪个城市更有发展前景”的争论，很显然，忽略政策环境等因素，简单比较GDP总额没有意义，反倒是两地分别与新加坡合作兴建的“知识城”、“生态城”，有没有可能从政府主导、强烈的政策依赖中走出民营经济自主创新发展的道路，这似乎更有推究的必要。

正如之前一些媒体和学者所谈到的，我国各地对新加坡的学习热潮，很大程度上是对新加坡经验的选择性“利用”，只强调新加坡的经济发展模式由政府主导推动、新加坡严厉的社会管理乃至高薪养廉（至于高薪养廉所需的前提“财产申报”，则以国情不同为由巧妙敷衍）。如果在接下来的中新合作中，有关城市继续延续前述支离破碎的“新加坡学习观”，几乎可以肯定是收不到预期成效的。

新加坡经济发展局亚太区域署长林敬文在接受《中国经营报》专访时亦指出，“新加坡在政策的稳定性以及其他配套方面，如金融、融资体系、现金管理等配套服务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新加坡是全球四大外汇交易中心之一，在供应链管理方面，无论是商流、物流，都可以提供快速便捷的服务”；对于跨国企业而言，新加坡良好的人才环境有助于招聘到国际化的人才。

此外，新加坡的税制简单、税率偏低，与许多国家签署了避免双重征税的协议、投资保证协议。倘若我国各地仍然嘴上高呼学习新加坡，却坐视“真经”作废，不能从公共管理和服务的机制上进行深刻改进，将“政府强势主导经济”异化为“事无巨细干预经济”，依旧以简单化的免税政策诱惑来招商引资，亦不免将中新合作的路子越走越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