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韩国大企业集团的结构调整取得了一定进展，但财阀的家族式领导结构、“船队式”的经营传统等并没有彻底改变。

在韩国，目前大多数企业集团还是家族企业、“财阀集团”，这种家族制和政府作后盾的企业模式存在重大隐患，企业老板和政府官员间的紧密联系滋生着官僚主义和腐败，也招致了经济界和国民的强烈批评，成为危机的根源。

财阀的先天病

韩国财阀是特定时代的产物，也就难免带有特定时代的局限性。韩国财阀的特点可以归纳为三种经营:

一是家族式经营。韩国的财阀企业表面上都是股份制，并且上市交易已久，但是一般的股东对于公司经营却毫无发言权，经营权完全由财阀家族掌控。集团的最高领导一般是创始人或由其指定的继承人，下属分公司负责人都是其家族成员。现代集团的郑周永在韩国有“王会长”的称号。这一方面是说他做事果敢，有魄力，另一方面也形容他主观独断。

据现代集团的知情者反映，在该公司内，中层干部基本上没有任何决定权，执行会长决定似乎已成为天职。这种体制在信息不太发达、市场比较简单的时代还显得相当有效率。但是，在市场情况瞬息万变、各种信息纷繁复杂的今天恐怕就难以应对了。

二是“船队式”经营。也有人称其为“章鱼爪式经营”。在鼎盛时期，韩国每个大财阀拥有的子公司少则几十家，多则近百家，凡是市场容许的领域几乎是无所不包，无孔不入。其结果是市场规模太大，运营效率不高；主攻方向不清，竞争优势不明显；所涉领域过多，内部交易十分严重。

三是过度负债经营。韩国财阀没有经历渐进式的资本积累过程，大多是通过政府特殊的资产分配和支援贷款发展起来的。在大多数财阀的观念里，有了贷款就有了一切，这使财阀们毫无顾忌地大举借款。这种做法一方面导致了政企勾结，扰乱了市场秩序；另一方面使公司的资产结构严重恶化，负债率高得惊人。这就使财阀的繁荣变得极其脆弱，因为只要资金链中的一环出现脱节，就会给集团整体带来灾难性的影响。此外，银行有政府撑腰，对自己放出的贷款也不负责任。

危机来临

无论是国际经济的大趋势还是经过金融危机的韩国国内市场，都已显示出“财阀体制”不再适用于韩国国情。韩国多家著名媒体更是一针见血地强调，只要韩国陈旧的金融体制没有变化，也就还会有大大小小的“大宇汽车”破产案持续发生。

对于财阀的弊端，韩国自李承晚之后的各届政府都曾有所认识。朴正熙政府上台初期就曾计划对利用不正当手段进行蓄财的财阀施以惩罚。但对于当时的朴政府来说，发展经济是第一要务，他最终还是放弃了惩罚措施，采取了亲财阀的政策。

全斗焕上台后宣布要调整重化工领域的投资，要求现代集团和大宇集团进行产业置换，大宇着重发展电力设备，现代则着重发展汽车工业。但两家财阀谁也不愿放弃既有的产业领域，政府无计可施，调整无果而终。全政府还减少了对于财阀的优惠贷款，但财阀们却利用金融部门民营化的机会拥有了自己的金融机构。

20世纪80年代，全斗焕政府开始实施“自由化”与“民营化”的经济政策，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减少对财阀集团的优惠贷款，开放市场，并推动商业银行的民营化。这种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韩国财阀对国内市场的垄断局面，却也使财阀们趁机将触角伸到了金融领域。

在政府实施商业银行民营化的过程中，各大财阀纷纷买进银行股份，并直接收购了第二金融圈的保险、证券和金融公司等。这样做的结果是，财阀们不再依赖政府的政策贷款，而是通过自己拥有的金融机构进行融资，或者直接向商业银行施加压力而获得贷款。

同时，由于拥有了自己的金融机构，韩国的财阀们可以不需要政府保证而直接向国际市场融资了，韩国政府则已丧失了对此的控制能力。到卢泰愚政府时，财阀们羽翼全丰，“政府对于财阀的银行信贷已无力控制”，这是当时一位国会财政委员会委员的回忆。韩国财阀在进入鼎盛期的同时，也开始踏上了危险之路。

政府虽然无计可施，但市场的力量却是谁也挡不住的。1997年突如其来的亚洲金融风暴让韩国的财阀接连倒闭。1997年一年之间倒闭或无力偿债的财阀竟达十多家。

1月23日，韩国排位第13的韩宝集团首先破产，给政治经济界造成莫大冲击；4月，三美集团和真露集团都宣布无力偿付债务；7月份起亚集团的危机使韩国经济更加混乱；10月和11月，双铃集团和海泰集团分别申请债务调解；12月，高丽证券与汉拿集团双双倒闭……

这些企业的垮台给金融圈造成了30兆韩元的坏账，金融市场陷入混乱后，又引起其他大企业的连续倒闭。这种恶性循环最终使韩国经济遭受了整体危机。

“瘦身”与减债

1997年的金融风暴迫使财阀们及政府展开了“痛苦”的改革。于是“三星”、“现代”纷纷开始了“瘦身”计划。现代集团在1999年动了大手术，使集团旗下公司由83家减少到31家。

除“瘦身”以外，各财阀吸取教训，同时开始追求低负债或无负债经营。

2002年末，韩国三星集团的业绩报告显示，该集团的负债比率为65％，较前一年下降了13个百分点。这与金融危机之前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1998年，三星集团的负债率曾高达258％。

除三星以外，其他韩国大企业的负债率也都大幅下降。到2002年末，LG集团和SK集团的负债率由金融危机前的315％和238％降到130％。另外两家大企业——现代汽车和POSCO的负债率也分别降至95％和50％。

“减债经营”的确使韩国企业的财务结构大为改善。据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的统计显示，到2002年末，韩国5家大财阀的平均负债率已由前一年的160％降到了152％，这比1997年下降了近三分之二。说明这些企业的财务安全已大大加强，债务风险相对降低。但这是否意味着韩国财阀改革已经成功了呢？

形势依然严峻

2003年6月13日，韩国另一位第二代财阀——SK集团董事长崔泰源被汉城地方法院以渎职罪判刑3年并立即执行。崔泰源是今年3月被捕的，所犯罪行主要包括指使下属企业进行内部股份交易造成巨额损失，还参与了SK商社的假账案。崔泰源的做法说明，在金融危机以后，韩国财阀进行家族式经营、操纵内部交易的惯行仍然存在，提高经营透明度仍是韩国财阀企业面临的重要课题。

企业支配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也仍然严重。据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近期针对目前总资产在5兆韩元以上的11家韩国财阀所做的调查显示，这些家族所拥有的本集团股份比例平均不过4.1％，但财阀家族通过子公司相互持股的做法达到了控制整个集团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集团内部交易、非法债务担保的现象无法根除。

另外，公正交易委员会的统计还显示，在金融危机期间经过暂时“瘦身”后五大财阀最近又有“膨胀”迹象。三星集团的子公司已增至64家，其市值总额占汉城综合股市的比例已近30％。一家财阀有如此大的规模，在国民经济中占如此大的比例，不能不令人担心。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委员长近期明确提出“三星应该分家”的建议，至少应让规模巨大的“三星电子”公司独立出去。这种提法在韩国社会已引起很大反响。

尽管韩国政府在继续推动财阀改革，但在韩国社会上对财阀仍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大企业应该树立以股东为中心的经营模式，提高经营的透明度，对于经营不善的企业应允许外国资本进行收购兼并。另一种则认为，资本也是有国籍的，财阀作为韩国经济的火车头应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第二种观点主要是在对“IMF疗法”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提出来的。金融危机之后，韩国在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支援的同时，几乎是完全按照IMF开的药方进行了经济改革，而这些药方追求的效果基本上是美国式的经营模式。有人于是提出疑问，美国模式是否真正适用于国民意识不同、发展程度有很大差距的韩国呢？持这种观点的人建议，在推行改革的同时，政府也应该考虑财阀对于韩国经济的积极因素。

韩国经济发展的模式是独特的，这注定其改革也没有前例可循。财阀改革到底应该怎么搞，我们到底应该从哪些方面吸取经验，目前看来，还不是轻易下结论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