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经济学动态》1999年3月 作者任职复旦大学)

一、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兴起的历史背景

西方（主要指美国）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兴起，是与发展主义（又称“结构主义”）和依附理论在拉美的逐渐衰落紧密相连的。

拉美国家受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严重冲击后，逐渐改变以出口初级产品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奉行一种“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40年代中期开始，早期自发性“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在一些国家遇到了国际收支逆差扩大等诸多失衡现象后，以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为代表的联合国拉美经委会一批专家摈弃了西方发展学和现代化理论的框架，在总结拉美国家早期“进口替代”工业化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具有拉美特色的发展主义理论。该理论以结构主义思想为基础，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研究方法和凯恩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结构主义发展理论，故又称结构主义。

发展主义根据“中心－外围”的理论，提出拉美国家如摆脱被剥削的依附地位，必须推行“进口替代”内向工业化发展战略。开始由普通工业消费品进口替代过渡到耐用消费品和中间产品的进口替代，最后实现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的进口替代，逐渐形成类似于发达国家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最终实现经济完全独立发展。

为保证“进口替代”工业化的顺利进行，他们主张必须强化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制定统一的、具有连贯性的长期规划，并将长期规划的目标体现到具体政策中去。国家应在国民经济的关键部门和私人企业无力经营的部门直接投资经营国有企业，统管大型基础设施和公共工程建设，建立强有力的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国家通过国营企业及财政和金融部门对经济生活进行直接干预。市场由国家所统制，价格、利率、汇率等均由国家严格规定。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

实行民族保护主义的贸易政策，并对外汇兑换进行严格管制，以促使民族工业的发展。

50年代，发展主义理论在拉美各国受到普遍欢迎，该理论的倡导者提出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及有关的政策、措施得到了广泛推行，并取得了显著成绩。但由于该战略实行强有力的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大大削弱了市场机制的作用，并因割裂了本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而难以获得国际分工中的比较经济利益，从而给经济进一步发展造成了许多不利影响。60年代中期开始，拉美国家“进口替代”工业化遇到了诸如市场饱和、企业效益低下、质次价高的产品很难打入国际市场，许多中、小企业困难重重，失业增加，国有企业负债累累、财政赤字不断增加，以及对外的依赖不但没有减轻，反而加重等问题。

进入70年代，面对上述诸多矛盾和问题，拉美一些国家在“依附论”和民族民主运动普遍高涨影响下，进一步采取了对外资企业及濒临破产的中、小企业实行国有化，加强国家对经济活动的控制和直接干预等激进的政策措施。同时，趁国际资金充盈、利率低下，大借外债，继续保持“赶超型”高速经济增长，以推动“进口替代”工业化向高层次发展。结果一些国家的经济虽继续保持了一段时间高速增长，但“进口替代”工业化内向发展模式产生盼诸多矛盾根本没有解决。

80年代初，拉美国家脆弱的经济受国际形势不利变化的冲击，先后都陷入了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危机之中。“进口替代”内向工业化发展模式的积弊充分暴露出来。发展主义的创始人普雷维什在《我的五个观点》文章中，也承认了过去发展中国家政府过度干预存在缺陷。这标志着在拉美一度盛行的“依附理论”，特别是发展主义陷入了困境。发展主义者把越来越多的注意力集中在治理通货膨胀、汇率问题及有步骤地贸易开放等短期政策上，迟迟提不出一种比较完整的新长期发展模式去替代已经过时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发展主义在拉美影响的不断削弱，为新自由主义在拉美的兴起创造了条件。

二、新自由主义在拉美的发展变化

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大体经历了3个发展变化阶段，70年代新自由主义改革在拉美一些国家进行试验；80年代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在拉美逐渐形成；90年代初期，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在拉美广泛推行。

1．新自由主义在拉美的试验阶段。新自由主义对拉美的影响早在50年代中期就已开始。当时，美国芝加哥大学这个货币主义的摇篮专门为来自拉美的学生设立了一个经济学博士学位点。有些年份，芝加哥大学从拉美招收了20名攻读学位的学生，并由弗里德曼的同事、芝加哥大学教授哈伯格做他们的导师。这些芝加哥学派的门徒们回到拉美后，有的在政府中任部长或中央银行行长等职，有的成了著名的企业家，对拉美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特别是智利。

根据1956年智利和美国签署的双边协议，智利天主教大学先后派出百余名博士后经济研究生赴美国芝加哥大学深造，他们回国后，积极倡导用新自由主义思想改造智利经济。在新自由主义影响下，智利、阿根廷、乌拉圭等国都实行对外开放的贸易自由化政策，加快国营企业私有化步伐，减少甚至取消国家对价格、汇率、利率、租金、工资等的全面干预和控制。同时，开放金融市场，放宽对外资的限制。这些国家照搬美国新自由主义理论，实行经济改革的结果是，阿根廷、乌拉圭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试验”以失败告终。

智利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付出了高昂代价。1976至1983年，破产企业增加了7倍，银行业几乎崩溃，失业率达30％，特别是金融政策的失误，导致国家在80年代初几乎无法偿还外债，国家用80％的出口收入偿债，经济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之中，智利的“芝加哥弟子”因此而失宠。1982至1984年，智利先后更换了5位财政部长，新自由主义改革被迫暂时中止。

2．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在拉美逐渐形成阶段。80年代初，拉美国家发生债务危机后，拉美的“芝加哥弟子”在拉美一些国家用搬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进行改革试验没有成功；而发展主义的一批年轻经济学家在更新结构主义理论基础上，提出的“新结构主义”理论，在强调将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结合起来，实行兼顾各社会集团利益收入分配，以及将政治民主化与国家干预经济相结合的同时，把政策建议主要集中在诸如治理通货膨胀、有步骤地贸易开放和加强生产体系的国际参与等短期政策上，也提不出一种比较完整的新长期发展模式。而拉美各国为对付债务危机，被迫作出了付出沉重社会代价的应急性调整后，逐渐认识到这场危机是一场“结构性”的发展危机，因此，纷纷要求总结经验，更新经济思想，寻求恢复经济发展的新路子和新模式。

8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政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为拉美国家开出了一张张结构性调整改革的药方。新自由主义政策主张经过一番改头换面后，重新在拉美快速扩散，1985年美国提出的“贝克计划”就要求拉美债务国家实行国有企业私有化；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进一步开放资本和股票市场；放松投资限制，为本国和外国投资者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实行贸易自由化和进口管制的合理化；改革税收体系和劳动力市场，以及改正价格扭曲现象，以此作为进行债务谈判的条件。1986年，当墨西哥根据“贝克计划”在外贸体制和公共部门管理方面进行了较重大改革后，就在债务谈判中得到了较大的优惠，以诱使其他拉美国家仿效墨西哥也采取相应的改革措施。当时，国际货币基金会组织总裁亚克·拉罗齐尔为劝说拉美国家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也花费了大量时间。而拉美一些国家在外资流入急剧减少的情况下，为从美国和国际多边金融机构获得更多货款，被迫接受了某些结构性改革的附加条件。

拉美的一些“芝加哥弟子”及其追随者在总结阿根廷、智利等国照搬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进行改革失败和挫折教训的基础上，根据美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提出的改革政策建议，并结合东亚“四小龙”成功的发展经验以及本国实际，提出了各种结构性改革新方案和新模式。如1985年智利皮诺切特政府任命曾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精通经济理论和管理科学的埃尔南·布奇任财政部长。他针对智利市场狭小、需求有限等特点，提出了“建立在外部竞争之上”的市场化经济增长新模式，使出口翻番，为经济持续增长注入了新的活力。智利的成功在拉美起了示范作用。于是，到80年代未，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与拉美各国的结构性改革实际相结合，逐渐形成了具有拉美特色的开放性市场化发展取向的新模式。

这种得到美国政府和某些国际金融机构赞赏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全盘否定“进口替代”内向工业化发展模式，认为拉美债务危机的根源在于该地区实施了内向增长模式和保护主义政策，以及国家在经济中发挥的作用过大和私人部门的相对软弱。由此，主张减少国家干预和扩大对外开放，强调拉美国家必须采取如下改革措施:

（1）实行对外贸易自由化，放弃鼓励资源向国内市场倾斜的保护政策，采取鼓励出口的外向发展政策，以促进技术创新和提高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