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前日本人民叫嚣着对清醒的知识分子以“天诛”
2009年07月13日 22:13凤凰网历史综合 】 【打印0位网友发表评论

一、战时日本政府对知识分子的思想钳制

中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军部为顺利推行侵略战争,采用各种手段来钳制日本的“不稳思想”,其中首当其冲受到监视的便是知识分子。在1932年8月上海战事发生后,东京警备司令部发出命令,取缔流言蜚语和反战思想,开始注意知识分子的思想动向。为控制知识分子的话语权,日本军部首先控制了知识分子思想传播的渠道——新闻报纸事业,对新闻记事和报纸杂志的文章进行了严格监督。尤其是情报局诞生之后,日本政府方面的一切重要新闻都要经过情报局之手,才公开分发各报馆,如没有经过情报局审查或是正式公布的新闻是不容许刊登的。每日禁载的文章和稿件高积于编辑的桌子上不知有多少。如果哪个杂志或新闻报纸违反了法规,轻则罚款,重则入狱。许多记者和评论家迫于军部和右倾份子的干涉是敢怒不敢言,大都噤若寒蝉,丧失了话语权。

其次,日本政府还下达了“禁笔令”,在两次对知识分子的大检举后,日本政府下令:“凡昔日因‘思想不稳’曾被检举过或入狱的人的文章不论其内容如何与目下的论调如何,亦一律禁止刊印发表。”[1]彻底剥夺了先进知识分子的话语权。从此日本的思想网,一天一天的严密起来,不仅仅有“危险思想”的人有罪,甚至“思想者”也有危险。在一次议会中,末次信正宣称“我将毫不怀疑地去肃清那些自由主义的残余分子,尤其是那自由思想产生的东京帝大。”[2]6月中旬,监野法相召集“思想实务者”商讨战时的思想对策,特别注重合法左翼活动的处理和我国的反战宣传的防止。之后,内务省警保局选拔驻在各地的优良警察到东京听训,教他们回去担任最严密的思想侦探任务。司法省组织“思想研究会”探讨思想对策来“芟刈左翼思想的萌芽”,并且强行剥夺了知识分子辛勤耕耘的田地,如《自由杂志》、《历史科学》、《亚西亚》及《人民文库》等杂志。

日本政府还制定法规来限制言论自由。如在1939年日本政府颁布了《国家总动员法》,其中第七条规定:“言论出版之统制,政府于必要时,根据勒令,对于新闻纸及其他出版物之登载,得限制或禁止之,违反前项限制或禁止之新闻纸及其他出版物对于国家总动员,发生障碍者,政府得禁止其颁布或发表,并得扣押之,于此场合,其原著亦得一并没收之。”[3]通过法规来限制知识分子发表文章的自由,实质上是剥夺了知识分子的思想自由,日本的激进知识分子只能躲在黑暗中消化自己的思想。

二、日本政府对知识分子的人身迫害及大兴文字狱

对知识分子思想的控制只是拉开了对知识分子统制的序幕。随着战争的深入,日本对知识分子的控制愈加严酷,从控制思想自由发展到控制人身自由,并进行人身迫害。早在1932年根据《精神总动员实施纲要》规定,日本军部逮捕了一些持积极思想的进步知识分子,如自由主义者矢野弹贵司山治被捕入狱。而这仅仅是序曲,大规模的拘捕是从末次信正开始。1937年12月15日,内务大臣末次信正组织了一次大拘捕,一批著名的左翼著述家、出版界和文化界的巨人,都被投入到狱中。在这些被捕人士中有评论家山川均和荒烟寒村、九州帝国大学教授向坂逸郎、著作家中村伊之助、日本共产党领导人加藤勘十等,他们都被剥夺了人身自由。但法西斯军部还觉的不够,于1938年2月1日,军部又对人民阵线派展开了第二次大拘捕,这次拘捕的主要是大学教授,如东京帝大的教授宇野弘藏、九州帝大的教授高桥正雄、法政大学教授美浓部亮吉等几十人。在这种恐怖的生存环境中,大多数的知识分子被迫害的喘不过气来。呆头呆脑的站在右翼文人团体里,即使侥幸没有被检举,在思想上他们已经过上了囚人般的生活。

即使没有被送入狱中的知识分子,日本政府和军部对他们也是百般刁难,通过实行了残忍的文字狱,对他们大肆的摧残迫害。东京帝大殖民地问题教授矢内原忠雄因为很久以前在一个朋友的婚礼上发表的演说被人记录下来,翻起旧账指控触犯忌讳,被逼无奈不得不辞职。京都帝大伦理学教授天野贞佑博士著有《道德的感觉》一书,因为对于军事训练作出客观评判,便被军部认为是反对军训,大加攻击。东京帝大法学部教授更是倒霉。法学部长田中耕太郎也因《法、宗教与社会政策》一书,被视为否定神社,指控犯了不敬之罪,大受责难。田中只好在《与学生书》中教导学生要安分守己,埋头研究。连比较谨慎的末弘严太郎博士,也被扣上了“使非法成为合法的学者”[4]的头衔。但最惹人注意的还是由“人民阵线”大内兵卫教授等被捕而引起的东京大学经济学部的风潮。大内的罪案还没有确定,以经济学部长为中心的革新派,就展开对大内的疯狂攻击,指责大内的财政思想和国家观,不符合教授的资格,主张立即处分。

在日本政府和军部的眼中,左翼作家都是危险分子,是“日奸”,逮捕的逮捕,监视的监视,使他们全部都陷入行动的不自由状态,人身自由受到控制。他们的团体和杂志也全部被解散、被禁止;更有甚者,许多左翼和自由主义的评论家在两次大检举中都被送入狱中。如著名评论家和教授山川均、铃木茂三郎、向坂逸郎、大森义太郎、阿部勇、冈田宗司等被一网打尽,可见日本军部对日本知识分子的迫害和压迫达到了极点。

三、战时日本控制下的知识分子的多项选择

日本知识分子面对日本军部的高压政策,他们或是为了信仰或是为了生存,做出了无奈的多项选择。日本左翼知识分子在战前多采取客观或是积极的态度,即使在战争时期这种紧张的空气中仍有一部分人坚守着自己的阵地,发表批评日本军部的文章。如日本大学教授永井享在演讲中说:“日本以武力使满洲国独立,且实现日本之对满洲之经济统制,此事之结果,足使日本灭亡之有余。”[5]对日本的侵略进行了严厉批评。左翼评论家大森义太郎发表了《饥饿的日本》一文,极力揭露由于战争带来的日本经济恐慌,使得国民生活困苦。伊藤正德发表了《日本的国际地位》一文,指出日本已经丧失了国际信用,指责日本“贪一时之小利,贻百年之大损失,是必然结果”。[6]但这种声音是比较微弱的。随着言论统制的愈加严格,更多的左翼知识分子陷入了一种苦闷和彷徨的心境。许多作家开始转入地下,他们写的文章极其含蓄,都是用暗示的笔调,如著名评论家青野季吉。还有一些左翼作家如户坂润、闪邦雄、中野重治等这些侥幸逃脱迫害的知识分子,感觉自己没有了用武之地只好改行。不想改行的便改变作风,由原来描写战争给日本带来的痛苦改为描写甜蜜的生活。

日本文化界著名的知识分子也开始转变自己的态度,如日本大评论家室伏高信。他的著作相当丰富,下笔很快,写文章痛快淋漓,向来勇于批评。在西安事变发生后,还赞扬中国民族的向上精神。曾在接受留东周报记者余仲瑶采访时,批评过日本军部的过当行为。而在七·七事变之后,他在《读卖新闻》上,发表了一篇《警告中国民众及为政者》,内容的大意是说:“中国为百年大计,从速妥协了吧!”在《日本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我们的立场》的文章,其中表达了日本于是不得已而发动的侵华战争,为日本的侵华开脱。这和平常的言论简直是判若两人。东京日日新闻社东亚科科长吉冈文六,于西安事变后,曾来我国观察,先后发表了几篇《中国再认识论》的文章,态度还算公正。当谈到中日关系的前途时,非常悲观,但怂恿似的说:“很盼望中国人士参观日本一切的设施。”其隐含意思就是说不要轻视日本。

中日战争爆发后,日本的右翼知识分子异常兴奋,认为他们的用武之地来了。开始着手为法西斯侵略摇旗呐喊和临阵助威。论坛门将杉山平助士首先喊出知识分子要为战争服务。紧接着神田正雄、迁哲郎、林房雄等评论家便把日本的命运与知识分子的使命结合起来,抛弃了一向自由主义的立场,歌颂日本的侵略战争。他们不断发表挑拨性言论,如神田正雄在《文艺春秋》临时增刊上发表了一段话,他说:“留日学生,大约有四千人左右,他们虽然不完全是抗日的间谍,但大多数都是时常搜集研究日本的资料,并极力调查一切的情报,直接或间接供给国民政府。”[7]还有一些日本记者发表谩骂中国言论,如“中国人没有国家观念”、“中国人只顾金钱,没有廉耻,没有信义”。这些言论都是为刺激日本民众对中国的蔑视,把对中国的侵略看成情理之中的事情,鼓动民众积极参与侵华。这些右翼知识分子放弃了自己的信条,扭曲了灵魂,成为了日本军国主义战车上的冲锋号手。

四、结语

自满洲事变始至侵华战争失败期间,日本为使“国策”与“国论”一体化,加强了对知识分子思想和言论的控制,为迫使左翼知识分子充当其侵略号手,甚至对他们进行人身迫害,把他们锁进监狱之中。大多数知识分子陷入悲惨命运之中,话语权和人身自由被剥夺,更多的是只能无声的喘息,而不做任何“思想”的思考。日本的文化界形成了“万马其喑久可哀”的悲惨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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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倩   编辑: 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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