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历史学家布洛赫说 “长期以来，史学家就像阎王殿里的判官，对已死的人物任情褒贬。空洞的责难，然后又是空洞的翻案，亲罗伯斯庇尔派，反罗伯斯庇尔派，发发慈悲吧！仅仅告诉我们罗伯斯庇尔是怎么一回事。”

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的名字总是激起人们强烈的情感，对现在很多西方人来说，他是法国大革命高潮时期令人厌恶的暴君，正是他把成千上万人送上了断头台。法国人对他的所作所为始终无法释怀，虽然无数个革命者被后人用雕塑来纪念，但罗伯斯庇尔却得不到这样的待遇。直至如今，他还是不被人们接受，他巴黎故居的门牌，越挂越高，据说因为总有人想把他的名字抹掉。在巴黎，只有一个很不体面的小地铁站以他的名字命名。

完美的个人

罗伯斯庇尔1758年生于阿拉斯，在少年时期接连遭受不幸。他六岁的时候，母亲去世，不久之后，父亲离家出走，从此杳无音讯。罗伯斯庇尔家的孩子们由亲戚抚养，这些亲戚们一有机会就提醒孩子们:他们寄人篱下的处境和他们的父亲有多么不负责任。马克西米利安是长子，他尽职尽责，刻苦学习，后来他稍有能力，就独立负担起了年幼弟妹的生活。1770年阿拉斯当地神父给了罗伯斯庇尔奖学金，让他能够到巴黎路易大王学院学习。他在学校的好友包括日后法国大革命的风云人物之一卡米尔·德穆兰。罗伯斯庇尔学习勤奋，拉丁文和希腊文成绩优秀，得到“罗马人”的外号。1781年他获得法学学士学位，同年回到家乡成了一名律师，在家乡过上平静的生活。在小镇里他极力保护穷人利益，喜欢在学校里发表以爱为主题的演说。不时与当地一些律师和学者来往，并参与当地文艺活动，被阿拉斯科学院接纳为院士，并当选为阿拉斯文学院院长。他在此期间结识了后来在法国大革命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约瑟夫·富歇，以及日后在公安委员会的同事拉扎尔·卡诺。

1789年，他三十出头，革命改变了他的命运，他被卷入了政治漩涡中，这股革命的风暴吞噬了他的余生。在5月召开的三级会议中，他被选为第三等级的代表。在这场大革命的风暴中，他极力把自己塑造成大众代言人的角色。从一开始，罗伯斯庇尔就是一个激进派，一个民主主义者，捍卫“主权在民”的原则，认为权力应该扩展到所有人，包括在殖民地的奴隶。在革命早期，权力掌握在特权阶级手中，作为一个反对派的发言人，罗伯斯皮尔无所畏惧的批评政府。很长时间，他都反对死刑。

在他作为雅各宾派领导人的统治时期，罗伯斯庇尔的个人生活都是无可指摘的。他没有居住在宫殿中，没有积攒财富，也不像拿破仑与皇室联姻。罗伯斯庇尔在一间木匠师傅出租的单间中过着一个独身寄宿人的生活。他以不可被腐蚀著称，不像很多政治家使用手中的权力为个人谋求私利，他靠自己的工资过着简朴的生活，到任何地方去都没坐过马车而是步行，他喜欢在乡间散步，唯一“奢华的享受”是与他的房东共同分享晚会舞曲。

追求美德的暴君

在1794年1月发表的演说中罗伯斯庇尔说:“我们的目的是什么？享受自由和平等，最高正义的法则不是写在大理石上，而是写在包括奴隶和暴君在内所有人的心中”。在罗伯斯庇尔看来，恐怖有比赢得内战胜利更深远的道德意义:带来大众的利益。他得出这样的结论:为了实现共和国的理想，必须消灭革命的反对者。在他同一个讲演中，为了证明恐怖的正义，他说:“如果说在和平时期政府的根基是美德，那么在革命时期就是美德和恐怖，没有恐怖的美德是有害的，没有美德的恐怖是无力的，恐怖就是严厉不可动摇的正义，它是美德的源泉，恐怖不仅仅是一个原则，它是民主原则的结果。”

在罗伯斯庇尔统治的最后几个月里，恐怖政策的牺牲品是他以前志同道合的友人，甚至包括他学生时代的朋友卡米尔·德穆兰。德穆兰走向断头台之路开始于他支持乔治·丹东——罗伯斯庇尔的另一个朋友。1794年3月安全委员会决定逮捕丹东和德穆兰的时候，罗伯斯庇尔运用个人对这两人的了解有力支持了官方审判，换句话说，他的证词决定了朋友死亡的命运。德穆兰的妻子露西尔想解救她的丈夫，但是她也被以阴谋反革命的罪名被捕，并于4月随她丈夫之后上了断头台。露西尔那心碎的母亲恳求罗伯斯皮尔网开一面的信如石沉大海。罗伯斯庇尔曾说过一个有美德的人应该把大众的利益放在私人情感之上，但是在这一事件上，他的美德那样冷酷不近人情。

独裁者？替罪羊？

由于罗伯斯庇尔的手稿和笔记未能全部保存下来，为研究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而罗伯斯庇尔在恐怖统治时期扮演的角色是争议最大的问题。批评者认为他是恐怖统治的理论家，极端残忍，双手沾满鲜血，应为恐怖时期大量无辜者遇害负责。部分支持者指出富歇和俾约-瓦伦等人杀人如麻，远远超过罗伯斯庇尔，认为他在公安委员会实际起到了节制激进派的作用。包括拿破仑在内的一些同时代人认为他在热月期间本打算节制恐怖，惩罚滥杀无辜的富歇等人。

雅各宾派统治时期，恐怖第一次成为官方政治，不像后来，人们用“恐怖主义”指用暴力手段反对政府的方式，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是政府的统治，是由议会投票通过的立法。像罗伯斯庇尔一样，雅各宾政府中的很多成员都是律师出身，他们的恐怖统治采用法律的形式。 罗伯斯庇尔从来不是政府首脑，也不是唯一的恐怖主义者，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和他一样也要为恐怖政策负责。他们有的野心勃勃，并不像罗伯斯庇尔一样不可腐蚀。他们嘲笑他关于一个有德行政府的梦想。

在罗伯斯庇尔生命的最后几周里，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参加任何会议。在这期间，恐怖政策变本加厉，死刑执行更加紧锣密鼓:基于1794年6月10日颁布的法律，不允许被告辩护，不需要确实的证据，不经过法庭审判，就可以判以“反革命”的罪行。

罗伯斯庇尔也有反对恐怖政策的方面，比如他反对无套裤汉强行关闭修道院、禁止一切宗教行为等彻底非基督化的政策。1794年6月，基于启蒙思潮的自然神论，他组织了“最高存在节”，试图统一广泛的宗教信仰。但是这一事件使他在无神论者中成为笑柄，更不能安抚长久以来被打击的虔诚教徒。罗伯斯庇尔也指责某些与军队一起派往各省监督国家安全委员会政策执行的某些专员，这些人运用手中的权力逮捕、恐吓、奴役当地人民，罗伯斯皮尔认为塔耶、富歇、弗雷龙和巴拉斯就是这样的人。

1789年7月26日罗伯斯庇尔死前第三天，发表了他最后的演说:共和国的敌人说我是暴君！倘若我真是暴君，他们就会俯伏在我的脚下了。我会塞给他们大量的黄金，赦免他们的罪行，他们也就会感激不尽了。倘若我是个暴君，被我们打倒了的那些国王就绝不会谴责罗伯斯庇尔，反而会用他们那有罪的手支持我了……

那些打倒罗伯斯庇尔的人是些比他更无情的恐怖主义者。从本心上来说，他们希望恐怖政策继续下去，但是他们发现，这一政策太不得人心了，6月26日法国对奥地利的战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恐怖政策在军事上的必要性消失了。这些恐怖主义政客们迅速转向，他们现在说，只有罗伯斯皮尔是恐怖主义者，而他们自己一直专注于战争，保卫法国。在大众的心目中，罗伯斯庇尔很快成了恐怖主义政策的体现者，而罗伯斯庇尔从来没有对社会和政府有决定性影响的事实被人遗忘了。当罗伯斯庇尔说反革命阴谋威胁到法国民众，需要采取极端政策的时候，他只是说出了在外国军队、本国叛乱威胁下法国当时多数人的心声。毕竟，雅各宾派政策是通过国家立法批准的。也许，这正是罗伯斯庇尔如此受中伤的原因:法国社会为了避免正视在那不堪回首的往事中所有人的黑暗内心，必然抓住一个人，让他为所有的恐怖政策负责，可以说，罗伯斯庇尔就是那只替罪羊。

断头台比战争恐怖？

雅各宾统治时期，巴黎的死亡人数是2639人，整个法国（包括巴黎）是16594人，除了巴黎外，大多数执行的死刑是在贵族和教士反叛的地区，像旺代省、里昂和马赛。地区间死亡人数的差异很大。雅各宾派在保存死刑记录上是很详尽的。但是很多人没有正式诉诸法庭审判就被处决了，还有些人在等待审判的过程中，死在拥挤而窒息的囚牢。

为了更好地体现大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迅速、不痛地处决死囚，1791年6月的议会宣布以后所有的死囚一律执行斩首。据说，断头台的设计还包含了国王路易十六的“智慧”:于是一台被敬称为“国家剃刀”的断头台就诞生了，这个“国家剃刀”砍掉一个人的脑袋只需百分之二秒，而被砍下的人头大约需要30秒钟才完全失去知觉。出于“革命的需要”，新断头台很快得到了国会的认可，并立刻成为法国大革命恐怖统治的象征。当然，最后所有这些人，无论是吉伦特派还是雅各宾派，全都和路易十六一样上了断头台。而把路易十六、丹东、罗伯斯庇尔送上断头台的人是同一个人:刽子手夏尔·桑松。

相对来说更多的人死于内战却没有留下记录，有历史学家认为25万叛军和20万共和国军死于1793~1796年的旺代战争。法国作家雨果，根据这段历史写成了不朽著作《九三年》。

今天，除了专家之外，没人记得旺代之战了，提起大革命的恐怖人们最先想到的是断头台。经过二十世纪这么多的流血记忆，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磨难，为什么断头台还如此震撼我们的心灵呢？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指出:死于恐怖统治的人数相对是少的（他指的是死刑的官方数字），实际上几百万人死于拿破仑战争，仅仅是为了拿破仑个人的荣誉。但是拿破仑还是被看作国家英雄，而罗伯斯庇尔的名字却永远的与恐怖和暴力联系在了一起。这样的历史命运发人深思。

客观评价遥遥无期

整个罗伯斯庇尔研究的文集就是一个摆满镜子的大厅，对他的评估也反映出评论者本人的意识形态。法国历史学家勒·费弗尔在《法国革命史》中写道:“不言而喻，生活在大革命时代的人对他们经历的恐怖永远不能忘怀，他们的怨恨也传给了他们的后代。”而同时代另一位法国历史学家阿·索布尔不无同情地说“罗伯斯比尔成了他那个时代的矛盾和他自身矛盾的牺牲品”。

有些批评者认为雅各宾专政是法西斯独裁专制和共产党政权的前身。罗伯斯庇尔与法西斯之间是否存在一脉相承的关系尚无定论，但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不久便为罗伯斯庇尔立碑，布尔什维克领袖根据法国大革命的经验创造人民民主专政的说法似乎并非空穴来风。由于法国大革命的影响至今尚未消除，对罗伯斯庇尔做出客观评价仍然遥遥无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