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难解之谜

1978年元旦，正在德黑兰访问的美国总统卡特称赞伊朗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在动荡的中东地区创建了一个“稳定之岛”[1]。可卡特刚离开伊朗，这个“稳定之岛”立即陷入伊斯兰革命的狂潮之中。翌年二三月间，不但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的王冠落地，而且巴列维王朝也寿终正寝，在伊朗延续了2500多年的君主制的历史随之终结。

伊朗伊斯兰革命震惊世界，部分原因在于仅用口号和传单武装起来的反对派竟然在短期内推翻了拥有强大国家机器和颇多国内外有利条件的统治者，埋葬了巴列维王朝。在国王手中，有40万装备精良的军队，有庞大的宪兵部队和警察力量，有令人生畏的安全机构“萨瓦克”，有唯一的合法政党──御用的“伊朗复兴党”。此外，正如一位学者指出的那样，“革命是在几乎20年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增长的背景下爆发的”。“1977年石油收入略微减少并未改变这样的事实:伊朗的外汇储备和对外投资多，外债少，石油收入哪怕与4年前的情况相比也堪称丰厚。”就国际情势而言，当时伊朗不但边境平安，而且称雄波斯湾。几乎直到最后时刻，国王仍然得到包括两个超级大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2]。

巴列维王朝在情况似乎不错时突然覆灭一时成为难解之谜，各种解释随之蜂起。第一类解释是所谓“阴谋论”:国王是美英等外国势力与霍梅尼共同策划的阴谋的牺牲品。这类解释在伊朗君主主义者中颇为流行。第二类解释是所谓“伊斯兰解释”:国王是“反伊斯兰的”压迫者，他被笃信伊斯兰教的革命群众推翻不足为奇。领导伊朗伊斯兰革命的乌拉玛多持此类观点[3]。第三类解释强调政治经济因素的重要性。支持巴列维王朝的保守主义者认为国王的现代化改革步伐太快。反对巴列维王朝的自由主义者认为国王的现代化改革步伐太慢。阿伯拉哈米安等学者持结构主义观点，坚称推翻国王的伊斯兰革命之所以爆发，不是因为现代化改革太快或太慢，而是因为政治发展和经济发展之间不平衡或脱节[4]。一些伊朗左翼人士则认为，20世纪70年代中期伊朗的经济衰退和依附式资本主义的失败促使许多工人积极参加反对国王的运动，从而敲响了君主制的丧钟。第四类解释可以称为“多因说”，许多政治学家和伊朗问题专家的解释都可以归人此类[5]。

“阴谋论”过于牵强。实际上，从白色革命开始至1978年1月中旬，美国一直坚定不移地支持国王。甚至1978年9月初军政府成立后，白宫还表示完全支持国王。只是到了1978年12月，卡特政府中才有人开始认真考虑改弦易辙的可能性[6]。

什叶派伊斯兰教在伊朗社会中享有的特殊地位，具有惊人的政治能量，但鲜有严肃的学者接受“伊斯兰解释”。要摧毁国王强大的国家机器，仅仅靠什叶派伊斯兰教的政治组织力量和意识形态感召力是不够的。1963年乌拉玛领导的反对国王的运动被军方轻而易举地粉碎就是例证[7]。现代伊斯兰主义也并非无坚不摧。尽管它曾在伊朗和阿富汗过关斩将，但也在埃及、阿尔及利亚和伊拉克等世俗民族主义政权统治的伊斯兰国家留下失败的记录。

将国王的垮台纯粹归因于现代化改革太快或太慢都失之偏颇。土耳其凯末尔革命在反传统主义方面远远超过伊朗国王的白色革命，大多数海湾君主国的现代化步伐几乎都落后于巴列维王朝统治下的伊朗，但凯末尔政权和大多数海湾君主国的政权却比较稳定。

从长远来看，政治发展和经济发展之间不平衡或脱节最终会导致政治体系的危机与更迭，但仅仅从这种结构主义的角度来诠释伊朗国王倒台或君主制覆灭可能失之简单化。实际上，在现代化进程的特定阶段，一些后进国家的政治发展和经济发展之间的不平衡往往显得异常突出，并可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与政治稳定并行不悖。二战后东亚和拉美一些国家的现代化历程证明了这一点。经济繁荣是双刃剑，它一方面为政治现代化变革创造条件，另一方面为威权主义政权（authoritarian regime）提供合法性。长期经济繁荣后突发的严重经济危机对于威权主义政权才是致命的。伊朗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的经济问题并未恶化到威胁政权生存的程度，政治经济体系的结构性矛盾不足以解释国王的威权主义统治突然崩溃。此外，伊朗产业工人阶级在经济上受惠于国王的现代化运动，在政治上缺乏组织，其革命性和战斗性颇成问题。城市贫民也远不是推翻国王的主要社会政治力量。

“多因说”的解释力较强。确实，“伊斯兰革命的根源涉及经济、政治和文化因素，涉及历史的原因和紧要关头的举措，涉及国内社会进程和国外的事态发展，不能归结为任何一个方面。”[8]但在这样复杂的问题上要避免简单罗列或泛泛而谈，提出较有说服力的解释，对于研究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既困难而又有吸引力的挑战。

二、根本性的困境

巴列维王朝的君主制是现代伊朗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在许多方面体现了现代与传统的尖锐复杂的矛盾。礼萨汗曾是共和主义者，力图效法凯末尔，却在传统势力的压力下成为新王朝的缔造者[9]。巴列维王朝的君主制在政治功能上面临现代化的任务，在政治权力结构上却坚持传统主义。王朝的两代君王积极致力于现代化，在法律上是现代立宪君主，在实际权力运作上却几乎与传统专制君主无异。

正如亨廷顿所指出的，致力于现代化的传统君主制国家的政治体制会陷入一种“根本性的困境”:一方面，传统君主为了追求合法性不得不进行现代化改革，其初期现代化改革的成功有赖于削弱本来能够促进政治参与扩大的传统机构，加强君主的权威；另一方面，初期现代化改革的成功削弱了传统君主制的合法性，而传统君主制却由于其自身内在的专制逻辑难以通过扩大政治参与获取稳定的现代政治合法性[10]。这种根本性的困境决定了现代化进程中传统君主制的脆弱性和过渡性。

现代化进程中的传统君主制必然而且往往容易被现代政治体制所取代，但它何时被取代则取决于诸多因素的相互作用。致力于现代化的传统君主可以通过强有力的和精明的领导、渐进的改革、利用大棒加胡萝卜和诉诸民族主义情绪等手段延长专制统治的寿命；而君主昏庸无能、经济危机、对外战争的失败、反对派的强大等都会加速现代传统君主制的覆灭。在现代，特定国家的专制君主制维系时间的长短还取决于该国传统政治文化、王朝的社会基础、国家是否拥有换取巨额外汇的自然资源等因素；外部势力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就伊朗而言，专制君主制具有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政治文化传统和强大的社会基础；巨额的石油收入可以成为缓和专制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矛盾的润滑剂。但俄、英帝国主义对伊朗的巧取豪夺和恺加王朝的卖国政策使伊朗民族危机日益深重，专制君主制的合法性逐渐受到侵蚀，于是引发了20世纪初的立宪革命。1906—1907年宪法在法律上确立了君主立宪制。从此，宪政主义成为伊朗政治的一个重要因素。

巴列维王朝是一个新兴的王朝，没有部族根基，其权力基础是以军队为核心的专制国家，其最初统治的合法性主要在于宪政主义、民族主义和现代化改革。礼萨王致力于伊朗的民族复兴和现代化，但宪政徒有虚名。宪政名不副实有若干社会原因。当时伊朗的现代化进程在客观上需要中央集权。传统社会力量因礼萨王实行君主主义、民族主义和反共主义而容忍了他对宪政的践踏。现代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一方面支持礼萨王的民族主义和现代化改革，另一方面希望维护宪政，但无力挑战专制王权。礼萨王在实现伊朗的民族主义目标和进行现代化改革方面取得的明显成功加强了他对国家权力的垄断地位。1941年8月，伊朗武装部队在盟军的突然打击下溃不成军。礼萨王丧权辱国，威信扫地，其统治的合法性受重创。盟军随后分区占领伊朗，废黜礼萨王，其子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即位。结果数年内专制王权式微，宪政主义原则获得前所未有的实施机会，尽管盟国对伊朗内政的粗暴干涉给这一短暂的宪政主义时期蒙上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