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三十年与六十年
2009年09月17日 02:58书摘 】 【打印共有评论0

舒曼认为,1949年中国共产党占领全中国要开始现代化建设的任务后,实际面临一个基本选择,就是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和现代化道路,应该学苏联工业化的道路,还是应该继续按中共自己的“延安道路”去发展。

苏联道路是高度依赖技术专家来贯彻中央计划经济指令的道路,而“延安道路”则是一切首先发动群众依赖群众的道路。走苏联道路就要强调技术专家,就要强调知识分子政策,而走“延安道路”则要首先强调人民群众,要强调所谓“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

因此,毛泽东从五十年代开始强调的所谓正确处理“红与专”的矛盾,强调所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在舒曼看来实际都是与中国社会的基本社会结构和社会分层有关的。这就是建国初期中国的技术专家极少(陈云曾说中共从国民党那里接收的技术知识分子一共只有二万人),而中共自己的社会和政治基础则是最广大的农民和工人。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是应该主要依靠少数的技术专家走苏联道路,还是可以继续走中国的延安道路,依靠大多数当时没有文化不懂技术的普通民众,这在舒曼看来就是新中国建国初期面临的基本选择。

我们知道,新中国最初的决定是必须学苏联工业化的道路,即迅速建立全面的高度中央计划经济体系。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就是全面的苏联化,整个按照苏联的中央计划经济的做法来奠定。苏联式中央计划经济意味着高度专业化分工,所有的企业都要纳入中央的经济管辖,一切经济计划都要在中央计划部门来决策。

中国整个第一个五年计划就是按这种苏联模式搞的。按照刘少奇当时的说法,计划经济就是“在全国计划之外,不能再有其他计划。全国是一本账,一盘棋。不应该有不列入计划的经济活动。不列入计划就会发生无政府状态。不能一部分是计划经济,一部分是无计划经济。”

但这种把所有经济和所有企业都纳入中央计划的工业化道路,正是毛泽东很快就坚决反对而且从实际上加以摧毁的。从1956年开始,毛泽东就已经怀疑苏联这套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开始思考如何摆脱苏联式计划经济体制。而从1958年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毛终于实际上把中国正在建立的中央计划经济基本摧毁掉了。

舒曼曾深刻分析为什么毛泽东要这样干。舒曼指出,仿效苏联经济模式对当时的中国必然会导致严重的政治后果,即这种计划体制必然使得所有经济工作都依赖于少数中央计划部门和技术专家,而中共的社会基础即农民和工人以及中共的大多数干部包括多数高级干部都将无事可干,处在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之外。近年公布的一些文件证明了舒曼当年观察的洞见,例如毛泽东在1958年提出要求全党工作重心真正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时就说:

“党的领导干部真正搞经济工作,搞建设,还是从1957年北戴河会议以后。过去不过是陈云、李富春、薄一波,现在是大家担当起来。过去省一级的同志没有抓工业,去年起都抓了。过去大家干革命,经济建设委托一部分同志做,书记处、政治局不大讨论,走过场,四时八节,照样签字。从去年起,虽然出了些乱子,但大家都抓工业了。”

从毛泽东这段话其实可以看出,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绝大多数中共干部,更不要说中国的普通工人农民基本上是无法参与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要全党干部都抓经济,要全国普通民众都投入工业化建设,这个过程是我们大家熟知的,一般都被看成是毛泽东头脑发热。

但舒曼的看法远为深刻。在他看来毛泽东之所以要发动“大跃进”,要各省各地和各县的第一书记都要抓经济抓工业,并且提出“外行领导内行”,“政治统帅经济”等等,都是与中国当时的社会政治结构有关的,即毛泽东强烈地要求中共的社会基础即农民工人和党的干部成为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主人和主体,他怕的是农民工人以及没有文化的所谓工农干部被边缘化,而被置于中国工业化现代化之外,这就是他为什么要强烈地反对把工业化和现代化变成只是中央计划部门和技术知识分子的事。

舒曼认为,从大跃进开始,实际意味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开始摆脱苏联模式,重新回到毛泽东和中共自己的“延安道路”,这就是毛泽东一贯的发动群众、发动地方的道路。毛时代的一个特点是很多最重要的中央会议都是在地方开的,例如郑州会议、南宁会议,杭州会议、武昌会议,等等,老是在地方上。

从前文化大革命时的一个传说说只要毛主席的专列一出动,北京都人心惶惶,不知道他又要干什么,因为毛泽东总是要移出中央,靠发动省地县干部甚至公社干部去做他的事情,他所有的事情都是从地方从基层发动的。与此相应,毛泽东时代形成的中共领导层结构与苏联东欧wdGCD的结构非常不同,即中央委员会的构成里面省地干部占了最大比例,达43%,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毛泽东更刻意提高中央委员会中普通工人和农民党员的比例,到中共十大的时候达30%,他要把整个政权权力基础往下放。

今天的人常常会对此很不以为然,以为应该强调知识、科学、技术、文化等才对,靠农民工人有什么用。但这种看法其实是片面的,而且是缺乏政治学常识的。现代政党的政治生命首先取决于它是否有所谓“草根基础”,即中国所谓群众基础。如果一个党由一大批诺贝尔奖得主组成,那不但是什么用都没有,而且根本就是不知政治为何物。

这在任何西方国家的政党都是基本常识,即政党的生命取决于是否有草根政治的基础,取决其民众基础。实际上毛泽东在1969年前后提升工农在中央委员会比例的做法,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也都在做类似的改革,他们改革的根本方向都是要政党更有群众代表性。美国的民主党在68年首先规定党代表中必须有多少黑人,多少女人,多少拉丁裔人等硬性比例,随后美国的共和党也只能跟进,因为都要争取群众基础。而毛泽东在文革中则是要求中央委员中必须有工人多少,农民多少,女人多少,他也是强调这个社会基础,要求把这个社会结构带进来。中国今天过份强调学历、学位、实际上是有片面性的,从政治上讲,如果没有草根政治,没有群众基础,只有一大批高学历高学位的人指手划脚,那是无济于事的。

结语

整整十年前,我在《自由主义:贵族的还是平民的?》(1997)中曾以比较激烈的语言提出,“今日中国知识分子对自由主义的高谈阔论主要谈的是老板的自由加知识人的自由,亦即是富人的自由、强人的自由、能人的自由,与此同时则闭口不谈自由主义权利理论的出发点是所有人的权利,而且为此要特别强调那些无力保护自己的人的权利:弱者的权利、不幸者的权利、穷人的权利、雇工的权利、无知识者的权利。”我在当时因此曾质疑“中国知识界到底是在利用自己的知识权力服务于少数人的‘特权’,还是在伸张所有人的‘权利’?”,并认为当时一些所谓知识分子实际已经成为“一半为官方一半为大款驱走的得力马弁”。

尚记得十年前我这篇文章发表时曾引起知识界相当大的反弹,包括许多老朋友都认为不能接受,认为我的立论过于偏颇,而且完全不符合中国改革的实际和中国知识界的实际。但曾几何时,如今中国社会对知识精英的强烈抨击可以说几乎每天都见于各种媒体和互联网,其语言的激烈更远远超出我当年。

同时,大约从2002年以来,中国左右两派的学者几乎都提出了各种大同小异的所谓“精英联盟”说,认为中国现在的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已经由于共同的利益均沾关系而形成了相当稳定的统治精英联盟,共同排斥底层人民,用温铁军的表述,则是有所谓“官产学媒”四大强势的结合,形成对工人农民和其他弱势群体的实际排斥。不管怎样,现在左右两派似乎都在强调,精英和大众的矛盾今日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最突出的矛盾。但我们从前面的论述实际可以看出,今天所谓“精英与大众”的矛盾,实际就是毛时代从1950年代以来一直面对的同一个基本问题。也是从这种意义上,共和国六十年来的基本问题有相当的连续性。

但我个人对今天的看法反而有点不同。我以为,从近年的情况看,我们恐怕不能贸然地就断定,现在已经形成了铁板一块的精英联盟,而共同自觉地排斥底层大众。实际情况可能恰恰相反,事实是近年无论学者,官员,媒体都在变。以知识界而言,现在自觉认同权贵,专门为权贵集团辨护的学者恐怕只是少数人,虽然这少数常是比较有权势的学官,但大多数学者现在基本是比较关注同情大众和底层的。其次媒体近年来有很大的变化,事实上媒体近年在关注大众和底层方面是起到很大作用的。

同时,对于官员特别是基层干部,我以为不能用妖魔化的方式一杆子摸黑,这对他们是很不公平的,事实上相当多基层干部是最接近大众和底层的。我的基本看法是,近年来我们前面论述的“新的改革共识”正在形成,而这种“新改革共识”具有相当广泛的社会基础,亦即这种共识并不仅仅只是农民工人和底层的共识,实际同样是学者官员和媒体的共识。也因此,这种“新改革共识”对于中国现在的改革方向以及具体的各种政策都在产生实际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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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甘阳   编辑: 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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