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是孙中山“五权宪法”之精神。他认为国民政府乃实行治权的机关，其治权有五: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考试权、监察权。五权相应设立五院，五院院长对国民政府主席负责，而国民政府主席则对党负责。这个思想既有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渊源，也有苏维埃政权议行合一制度的影响。

特别是，国民党政权与苏联一样，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职务因人设责，并容易集权于领袖。如以孙中山逝世后所设的国民政府主席一职为例，国民政府按苏联政治体制实行委员制，主席一职开始基本上是虚设，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一切政务由委员处理。

所以像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决定让谭延闿任主席时，既无军权且行政权也非常有限，但1928年10月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身份担任这一职务时又同时兼海陆空军总司令，并在1930年再兼行政院长，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而当林森担任国民政府主席时，权力又转至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之手。这与苏联列宁时期权力中心偏重于政府（人民委员会），而斯大林时期权力中心却在党内并造成其个人独裁的情况是一样的，权力设置容易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以党治国，列宁的表述是:苏维埃政权“属于我们的党”；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则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共产党的专政”；斯大林的理解和实践就是“总书记的个人独裁和专政”。[20]

而蒋介石、国民党干脆就将此引申为“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国民党败退台湾后，蒋介石进一步加强了集权统治。1960年蒋介石在台湾的第2届“总统”任职期满，按国民党“宪法”第47条规定，总统只能连选连任一次。为了既不违宪又要使蒋连任“总统”，国民党使出的高招就是修改《临时条款》，即在其中加上一条:“动员戡乱时期，总统得连选连任，不受宪法第47条连任一次之限制”。这样，为蒋介石做终身“总统”提供了法律依据，并连任五届“总统”，直至1975年病逝，再由蒋经国子袭父位，党治国家蜕变为封建帝制政权。

3、军队党代表制和政工制——货真价实的苏联模式

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在苏联顾问和中共党员的努力下，在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中建立了党代表制，并在军队中建立了党团基层组织，形成苏式政工体制。实际上这也是蒋介石于1924年5月正式就任黄埔军校校长后逐步实现的，从此，“军校办校的形式、制度、人事组织等，都是苏联式的”；并且，他十分重视党代表和政治部的工作，他甚至说:党代表制度是“救济中国军校的唯一的制度”，“宁可无军队，不可无党代表”。[21]前面我们已经提及，蒋介石对他在苏联所见所闻的一切不可能完全没有感觉或兴趣。

对此，某些西方学者也承认，至少“可以肯定的一点是，红军的政委制给蒋介石留下了很深的印象”。[7]（p72）“党代表制在一定程度上确起到整合文武关系的作用，这正是北洋体系十分需要而又未能产生的”；所以在当时，像胡适这样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也曾极力推崇鲍罗廷给中国人带来的苏俄政党那种善于组织的功夫，高度赞扬国民党的军党一体化制度。[22]可见，这是当时的一种趋势。以后国民政府的军队实际上是国民党的“党军”；只是这个“党军”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却基本上控制在蒋介石手中，蒋介石的独裁实际上也是党军领袖独裁。这是蒋介石歪曲性接受苏联一党制经验的结果之一，[11]因为布尔什维主义关于党与军队关系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不容许枪指挥党。

1928年后，虽废党代表制，苏式政工体制有所弱化，但并未完全消失，师以上特别党部仍予以保留，且如前所述蒋经国在江西对此还有新的建树。国民党逃亡台湾后，作为国民党在军队中“改造运动”的一部分，又恢复了军队中的党部作为领导核心。并且，蒋介石还让儿子接手“国军政工局长”，并将其改名为国防部总政治部，“企图让他从二十二年前的旧笔记里，找到重整国军和巩固台湾基地的答案。于是海峡两岸，标榜的主义迥异，控制的方法雷同”，也就是都延袭了苏联红军的政委制。[12]（p54)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中国人的眼光转向俄国，“以俄为师”或“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成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大势和主流。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都曾身不由己地融入这个大潮之中。但比起共产党人来说，国民党随波逐流、投机取巧，实用主义甚至歪曲性地利用苏俄经验，只能是“小巫见大巫”、“旁门对正统”。虽然因军事上的优势曾暂时主导中国，但其结果是被淘汰出局，让历史所淹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