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苏联做过工，种过田，当过基层干部，经历曲折。从他自己当时写的日记及江南等人写的有关传记来看，其深受苏联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的影响是毫无疑问的。蒋经国将在苏联获得的经验首先运用到国内是在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江西。在这里他虽然只担任了封疆大臣熊式辉麾下一名保安处少将副处长，离任江西时也只升了一个“省府委员”。但因地位特殊，他自己也雄心勃勃，辟出赣南11县作实验专区，大力推行在苏联学得的那套体系和工作作风与方法。如密切联系群众、大搞宣传运动、开办干部训练，在经济上甚至还仿照苏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建立了合作社和“交易公店”，统制油、盐、米定量出售，仿照苏联五年计划而颁布“新赣南三年建设计划”等等，从而舆论大哗、否誉不断:在赣南农民心目里，他变成了现代“施公”、“包龙图”，或被视为“蒋青天”、“活神仙”；而在国民党内部，则被指责为“苏联社会主义的中国版”，甚至说他是“道地的共产党，赣南快被赤化了”。[12]（p91-101)

此后，蒋经国又将自己的赣南经验，运用到在重庆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1944年开始）任上和尊父命到上海当经济督导员“打老虎”，整肃奸商、赃官，平衡法币的工作中（1948年）。只不过干训尚且得心应手，但用“打击赣南绅士的手法”去对付支持国民党政府台柱的江浙财团，“经国的道行，比起这群千年老道来，就不是对手”，最后以失败告终。[12]（p171）

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将苏联经验用于国内的情况还可举出不少，如与蒋经国同期赴苏的邓文仪，在苏联主要研究“契卡”（全俄肃反委员会）和“格伯乌”（苏联政治保卫局），回国后追随蒋介石，不仅以在苏联学得的方法帮助蒋在黄埔军校清党，而且不断创办报刊和苏式宣传机构——中华复兴社，进行反共宣传和大肆为蒋介石树碑立传；1931年又网络留苏学生中的中共叛徒，在南昌行营建立类似“契卡”和“格伯乌” 的名曰“调查科”或“第三课”的特务机构，这是蒋介石在军事方面第一个特务系统，也是军统的最早家底之一；亦因有留苏的经历和本钱，邓又成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最早牵线人以及尚未成功的“第三次国共合作”的积极奔走者，并是“台湾国民党人中唯一与我党一、二、三代领导核心有过接触的人。”[13]

国民党政治体制相似于苏联体制的因素，其来源除以上两种外来影响或传播之外，还有本源于中国自身的的历史渊源。如相似于苏联斯大林时期的国民党政治体系中的个人独裁、个人崇拜、文化专制等，就基本上是中国土生土长的。这种历史的相似性，主要是因两国文化上的亲和力所致。关于这一点笔者已有专门论述，[14]这里就予以简略了。

二 国民党政治体制所含若干苏联因素或成分

国民党政治体制中的苏联因素，概括地说，就是所谓的“党治国家”或以党代政。并且它已经不是一种单一的因素，而是逐渐构成了一个体系，一个不能割裂的体系。但为便于分析起见，在此只能将国民党政治体制中所含若干苏联因素或与苏联相似的成分一一加以说明。

1、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俄共（布）政治局的翻版

苏维埃政权刚建立时，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和政权的执行或决策机构是中央委员会（1917年中央委员只有24人，包括候补委员3人），但随着人数的不断增加，全体委员参加的“中央全会与其说是决策中心，不如说是泛泛的政治讨论会”。[15]因此从1919年俄共（布）八大开始正式建立政治局，使决策权转移到人数较少的政治局(列宁参加的最后一届，即第十一届代表大会，政治局委员为8人）。

最初它包括人民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共产国际主席、陆海军人民委员、《真理报》主编、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等。此后不仅国家机关的重大问题要请示政治局，而且“有些具体的小事情都搬到政治局去解决了”，[16]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最高政府权力机构，也是列宁所说的“寡头政治”。[17]有意思的是，当时就仅只有书记处书记斯大林没有党外职务，而其党内职务却最多，身兼当时中央委员会三大机构，即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组织局主席三职。

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简称“中政会”，其职能与俄共（布）政治局基本相似。中政会形式上是由孙中山倡议并于1924年7月组织起来的（实际上很难说不是鲍罗廷出的主意）。当时主席是孙中山，鲍罗廷任高等顾问，委员有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谭平山、瞿秋白、伍朝枢、邵元冲、戴季陶等8人，后又增加谭延闿、许崇智、孙科、蒋介石等4人。中政会开始是作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内一个特殊机关设立的。在此之前国民党内已有一个权力、地位和人数相仿的机构，即中执委常务委员会（9—15人），按理没必要再建立“中政会”。但实际上二者的职能差异很大:以前的中常委只处理党务；而中政会既管党务又管政务。

中政会第一次会议就决定组成军事委员会，这说明从一开始它就拥有决定重大行政及其人事问题的权力，基本定下了党政不分、以党治国的方针和基调。也就是国民党自己所称的:中政会“为党政间之联系机关，以及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沟通之枢纽，本党一切政策胥有赖于中央政治会议之设计、决定、审核与传递。故其作用实为党治下全国政治之发动机……”。[18]以后中政会的组织和职权有所变更，但以上方针和基调却从无改变。导致国民政府虽为法律上的国家最高机关，但实际却隶属于中政会并对中政会负责。1937年8月抗战全面爆发后，成立国防最高会议代行中政会的职责，1939年1月又改组为国防最高委员会，隶属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其性质与中政会相似，它的常务委员会相当于“战时内阁”，党政军三方面都受其指挥，不受法律约束。[19]

2、与苏联一样，国民党的政治体制内部没有权力制衡，权力监督亦形同虚设

因为国民党政治体制实行的是党治国家，国民政府的根本法及方针政策由国民党制定，国民政府的主要官员包括主席、副主席等由党产生并对党负责，而国民党内实行的又是中央集权和领袖独裁。所以国民党政权内部与苏联一样，一切统一于党，统一于中央，统一于领袖，没有也不需要权力制衡。它不像西方现代宪政体制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相互制约、相互平衡，而是合三权为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