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通的张謇是中国惟一一位由状元“下海”的实业家，从1896年创办大生纱厂开始，为实现实业救国的梦想，含辛茹苦奋斗近30年，然而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下，毕生心血付之东流。1925年，大生各厂纷纷破产。暮年晚景，回首往事，他不禁对天长叹:“太平在何时？今年待明年。呜呼！覆巢之下无完卵，野老洒泪江风前。”

穆藕初是中国近代棉纺织史上第一位受过西方高等教育的实业家、留美硕士。他最早翻译了美国泰勒的《科学管理法》，是一位懂技术、懂管理并富有进取精神的新型企业家。即使个人才质如此优秀，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环境中也难逃失败的命运。他曾大声疾呼:“对内急应铲除建设之各种障碍，对外则应解除帝国主义对中国之束缚。”你看，这位当过国民政府工商部次长、明确主张反共的民族资本家，最终得出的认识竟然与中国共产党如此接近！

几代人筚路蓝缕，多少人心血耗尽，然而一直到1949年，中国却仅仅积累了占经济总量17%的近代工业。

安格斯·麦迪森是英国国家人文与社会科学院院士。他在《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一书中说:“早在10世纪时，中国在人均收入上就已经是世界经济中的领先国家，而且这个地位一直延续至15世纪。”世界经济从1820年以后的130年间，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世界生产提高了8倍以上，世界人均收入提高了3倍。美国人均收入提高了将近9倍，欧洲提高了4倍，日本提高了3倍以上。”但是，由于“内部动荡和帝国主义侵略的影响”，“中国在世界GDP中的份额从1/3降到了1/20。它的实际人均收入从世界平均水平的90%降到了它的1/4”。

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的最终抉择

从一定意义上说，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国际资本主义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

从1840 年到1921 年，80 年长夜，80年求索，80年不屈不挠！在追求资本主义的道路上，中国人民领受了太多的失败，付出了太多的牺牲。那么，我们为什么总是失败和牺牲呢？其根本的世界历史原因就是资本主义已经形成一个世界体系。

在这里，我们要提到美国的一位著名历史学家，即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历史系教授斯塔夫里亚诺斯。他在《全球分裂》一书中，详细描述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形成的过程。第一阶段是商业资本主义的扩张。它将美洲地区和非洲外缘地区变成西方资本主义的边缘，形成了一个洲际性的资本主义秩序。但是在这个时候，非洲内陆和亚洲还处在世界经济体系之外，资本主义还不能构成一个全球体系。19世纪上半期，随着工业革命的基本完成，西方的工业资本主义越来越强烈地要求开辟更广阔的世界市场。这个时候，发生了苏格兰传教士大卫·利文斯通横跨非洲的故事。利文斯通本来想到中国行医并传教，鸦片战争的爆发使他转到了非洲。1849年，他穿过非洲西南部的卡拉哈里沙漠，到达恩加米湖；1851年，他发现赞西比河；1855年，他发现维多利亚瀑布；1866年，他找到了尼罗河的源头。利文斯通作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也许不曾料到，随着他的探险结果不断公之于世，非洲内陆的图景便像200年前的美洲内陆那样在欧洲人的眼前展开，那些财欲熏心的商人们仿佛看到了又一个堆满黄金和白银的世界。于是，欧洲列强的魔爪纷纷伸向非洲内陆。到19世纪末，他们便完成了对于非洲内陆的征服。在亚洲，英国首先占领印度，并入侵阿富汗、新加坡和缅甸等国家和地区，然后将矛头指向中国。1840年6月，英国舰队入侵，用大炮轰开了中国门户。正是这场鸦片战争，导致英国及其他列强对于中国这个最大的亚洲国家的征服。到了这个时候，西方列强已经基本控制全球，资本主义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体系。

在这个体系中，国际资本主义居于中心位置，而广大第三世界则处于边缘地带。中心与边缘的关系，是主宰与从属的关系、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刀俎与鱼肉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形成，标志着人类历史进入了世界历史的阶段。

正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改变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走向。也就是说，阻挠中国走上自主资本主义道路的，正是国际资本主义。资本的逻辑是弱肉强食，是其不知餍足的扩张。这种逻辑决定他们绝对不可能放弃在中国既得的经济利益，更不容许再出现一个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来与之争夺国际市场。你要进入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吗？可以，但是对不起，你只能站在这个体系的边缘地带，充当“中心”的商品市场与廉价资源的供应基地。从一定意义上说，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国际资本主义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20世纪初的美国总统顾问享利·亚当姆斯曾经不加任何掩饰地说:“决不能容许中国和亚洲实现工业化和政治上的独立”，“如果容许中国和亚洲独立自主地开发自己的资源”，如果容许中国“以无尽藏的黄河流域的生产资料为供应的民族工业的体系成功地组织起来，对西方文明来说，将是不可思议的罪行”。

然而，就在中国人民追求资本主义屡屡失败的时候，国际资本主义体系却在欧亚大陆之间被撕开了一个巨大的缺口。1917年，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爆发。阿芙乐尔巡洋舰上发出的隆隆炮声，是对一次壮丽日出的礼赞，是科学社会主义胜利的盛大庆典，是启发中国人民觉悟的暮鼓晨钟。

一边让我们屡屡碰壁而极度失望，一边则送来了新的希望，于是中国人民的思想天平开始向俄国倾斜。到了五四运动前后，资本主义在中国已经声名狼藉，而社会主义（尽管理解不同、种类不同）却成了热词。流风所及，研究系的梁启超、张东荪，安福系的王揖唐，直至投机政客江亢虎都大谈起社会主义。广东军阀陈炯明则著文宣称:“社会主义是现时和将来的人类的共同理想。”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国际资本主义在中国投资开矿办厂，掠夺了中国的财富，同时也在中国造就了一支产业工人阶级队伍。到1919年，以外资企业为主，包括合资和民族企业中的中国产业工人已达200万左右。在偌大的中国，200万人为数并不算多，但是他们非常集中。在上海、天津、青岛、武汉等大城市，都分别集中了十几万到几十万的产业工人。这些产业工人除了劳动力一无所有，又备受欺压，沦落在社会底层，所以特别能战斗。

中国工人阶级和科学社会主义一旦对接，势必迸发出排山倒海一般的铲除霸权、扫荡黑暗的力量。在这种对接中，先进知识分子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早在1918年初，李大钊就向友人宣传介绍十月革命。1918年7月—1919年1月，他连续发表《法俄革命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纪元》等文章或演说，热情称赞十月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世界人类全体的新曙光”，大声呼吁中国沿着十月革命照亮的道路前进。1919年2月，陈独秀也在李大钊的影响下挺身而出，在《每周评论》第8号上发表《公理何在》一文，驳斥了帝国主义诬蔑十月革命的谰言。

除了知识界，关于俄国“穷人党”胜利的消息在劳苦大众中也不胫而走。传播这一消息的，是从俄国归来的中国工人。旅俄的中国工人是保卫十月革命的重要生力军。1920年12月1日，旅俄华工联合会在致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的信中说:“拿起武器保卫十月革命的号召一传出，数以万计的中国工人就志愿加入了先进战士的行列。他们在所有的战线上，经受了国内战争的艰苦考验，他们忠诚地捍卫了第三国际的口号和旗帜。”1918年12月15日，旅俄华工联合会通过《真理报》向祖国的工人兄弟发出呼吁:“中国工人应该记住:中国革命的命运与俄国工人革命的命运休戚相关。只有同俄国工人阶级紧密团结起来，才能在被压迫的中国取得革命的胜利。”

高举科学社会主义的旗帜，走俄国人的路，是当时中国工人阶级和先进知识分子共同的激越昂扬的呐喊！

1919年冬，蔡和森全家和向警予一同乘船赴法国。在颠簸的海轮上，在漫长的旅途中，蔡和森和向警予这一对有志青年有了更多的交流。他们面对着初升的太阳描画新中国的蓝图，他们沐浴着夜晚的灯光探讨中国解放的道路。1920年6月，两人在法国蒙达尼由爱情而结合，结婚照为两人同读一本打开的《资本论》。人们把他们的结合称为“蔡向同盟”。很明显，维系这种“同盟”的，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共同信仰。

1920年初的一天，在故乡浙江义乌自家的茅草房里，陈望道焚膏继晷，奋力翻译《共产党宣言》。母亲心疼儿子，送进粽子和红糖。陈望道一边吃一边推敲词句。一会儿，母亲在门外喊:“红糖不够，给你再添些。”儿子回答:“够甜，够甜的了。”当母亲进来收拾碗筷时，见儿子满嘴墨汁，红糖一点儿没动，原来陈望道竟是蘸着墨汁吃了粽子。为了探索科学社会主义的真理，我们的前辈们就是这样不辞辛劳、辗转万里，不舍昼夜、凝神忘我！

高举科学社会主义的旗帜，走俄国人的路，就是跳到国际资本主义的体系和制度之外去寻求民族解放的道路，就是把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斗争融合到全世界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伟大斗争中去。一句话，就是在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进程中解决中国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问题。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的惟一出路，这是无数优秀中华儿女用鲜血换来的宝贵结论，也是国际资本主义逼迫中国人民作出的最后抉择。

领导中国人民沿着这条道路走向复兴彼岸的，则是由中国工人运动和科学社会主义相结合而产生的先进政治组织——中国共产党。

斯塔夫里亚诺斯在介绍中国革命时说:“毛泽东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对社会现实的敏锐的观察者。这不仅因为他出生于农民家庭，也因为他和农民生活在一起并几乎毕生为之奋斗。这种深知民间疾苦的长期平民生活体验，使他终于敏锐地认识到有必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之适合于中国向来被忽视的千百万民众的状况和需要。”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人。

科学社会主义不是僵死的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任何教条主义地看待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观点，都从根本上背离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方法和原则。科学社会主义只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转化为中国化的理论形态，才能成为中国亿万人民群众的强大思想武器，才能变成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巨大物质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是不断向前发展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国化的进程也是不断深入的。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中国化，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取得了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胜利。

抚今追昔，经历太多屈辱又拥有今日骄傲的中国人民，不能不形成这样一种不可动摇的共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