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等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打掉了清王朝的最后一点儿骨气。此时，清王朝已经成为“洋人的朝廷”。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矛盾，催生出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场革命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一座重要里程碑，它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重创了在中国为非作歹的中外反动势力，带来了中国社会的思想解放，开辟了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空间，推动了亚洲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所以列宁称赞它“具有世界意义”。

但是它的历史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孙中山曾真诚地认为，美国“主持人道”，法国“尊重主权”，英国“主持公理”。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当时正在美国筹款的孙中山并未立即直接回国，而是特意取道欧洲，去寻求各国的政治支持和经济援助，结果是一无所获。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按照西方的政治模式建立政权以后，多次致电欧美各国恳请外交承认，为此甚至作出承认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巨大妥协，不料均遭拒绝。相反，帝国主义却看中了一个反对共和、复辟帝制的人物，这个人就是袁世凯。1912年，袁世凯刚一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各国公使便立即登门道贺。正是在屡屡受挫之后，孙中山才终于认识到: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实现民族独立的主要障碍，而且是最强大的反革命势力，进而明确提出了反帝主张。“必须唤起民众，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一遗嘱是对他领导的革命的经验总结，其间包含着多少辛酸、多少感慨！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在五四运动之前对于资本主义的追求。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自主发展资本主义，也曾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在五四运动之前的共同理想。陈独秀在题为《抵抗力》的文章中说:“美利坚力战八年而独立，法兰西流血数十载而成共和，此皆吾民之师资。”俄历1917年2月，俄国发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消息传来，李大钊立即著文给予热情称颂，并兴奋地表示:“今吾更将依俄国革命成功之影响，以厚我共和政治之势力。”

从太平天国、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辛亥革命一直到五四运动之前，中国人民在备受国际资本主义蹂躏的背景下，一直虔诚地前赴后继地从资本主义那里探索挽救危亡、实现复兴的道路。可以说，为了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中国人民付出了一切可能付出的努力，真可谓“既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茫茫大陆起风云，举国昏沉岂足云。最是伤心秋又到，虫声唧唧不堪闻。”这是青年学子周恩来在1916年与朋友唱和的一首诗，它充分表现了五四运动前夕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伤时忧国的情怀。

然而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回报这份虔诚的，是“先生”抽出的一记记无情的耳光；反馈这种探索的，是一口口美丽的陷阱。皇帝倒了，封建专制没有变，又涌现出袁世凯、段祺瑞、蒋介石等一个个无冕或硬要加冕的皇帝；朝代改了，西方列强没有走，“二十一条”、巴黎和会、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南京大屠杀，豺狼入室、瓜分豆剖，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而封建主义和国际资本主义的联姻，又孳生出一个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中国依旧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依旧挣扎在苦难的深渊。

1914年夏季，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1月7日，日军攻占青岛，在青岛的德国人向日本投降。1915年日本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不仅这个条约是丧权辱国的，就连谈判的形式也是丧权辱国的。据谈判代表、北京政府外交次长曹汝霖回忆:“适日使坠马受伤，会议停了三次，小幡来部告我，公使伤未愈，脚涂石膏，不能下床，就在床前设桌会议。”这就是有名的“床前外交”，世界外交史上的丑闻！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日本提供了在华扩张的机会。1919年，国际资本主义对华投资额（包括中外合资）占全国投资总额的60%强，日资（包括中日合资）就占了35.5%。日资比重不仅显著增加，而且渗透到中国经济的各个部门，甚至偏远地区和不少中小企业。

例如四川泸县和湖南洪江的电厂，都受到日资的控制。美国后起，但后起直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美国在华产业已达5929.9万美元。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的时候，美国加紧对华进行经济侵略，1918年5、6月间，36家（后来又有7家加入）银行在政府授意下对华投资。同年7月，美国政府又向日、英、法提议合组对华的国际银行，以打破日本独占的格局。英国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年深日久，尽管日、美咄咄逼人，除东北之外，中国大部分通商口岸的商行仍然掌握在英国手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福公司和中原公司合并成福中总公司，控制焦作煤矿。1915年—1920年，英国还霸占了门头沟煤矿。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成了帝国主义中的最大霸主。于是，独吞帝国主义各国在华的经济利益，就成了它的既定战略。美国战时生产局局长、蒋介石政府高级经济顾问纳尔逊说:“美国商人必须将中国视为美国之工业边界，

其重要纵不比20世纪美国西部之边界更大，至少亦与之相同”。这也就是说，要把中国变成为发展美国工业服务的几个不发达的州。

打着三民主义旗号、自诩为孙中山“忠实追随者”的蒋介石，在政治上则是专制、独裁得可怕。他的职务，从上级兼到下级，从军事兼到党政，从前方兼到后方，从官方兼到民间团体。到1935年底，他的官衔竟然达21个之多，你说累也不累？由于他是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行政院长兼教育部长，所以在有关教育文化方面的公文中，就有了“蒋中正呈蒋中正，蒋中正再呈蒋中正”；“蒋中正训令蒋中正，蒋中正再训令蒋中正”这类令人匪夷所思、啼笑皆非的咄咄怪事。

以蒋家为首的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果夫、立夫）四大家族，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官僚买办资本集团。他们与美国大财团勾结，控制了全国经济命脉，进而贪婪盗窃国家财产，中饱私囊。早在1939年，四大家族及其他政府要员一共18人，仅在上海外国银行的存款就达到6918万美元，相当于政府预算收入的77%、外汇储备的28%。1949年，据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财政部调查，“四大家族”在美来历不明的财产达20亿美元以上。看了这份报告之后，美国总统杜鲁门在议会上气得大骂:“贼！他们是一群贼！一群可恶的贼！”

四大家族是国际垄断资本的忠实买办。这从他们炮制的“新公司法”中就可以见出端倪。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在当时一针见血地指出:“新近政府公布的‘新公司法’中第1条和第192条中没有规定外国公司在他们本国的总公司必须‘营业’……这是一个可怕的错误，因为照‘新公司法’的规定，外国在华设立的分公司既不必呈报资本额，那么他们可以随便增加资本额而逃避中国政府的所得税，另一方面，他们可以在本国向自己的政府说，总公司既未营业，当然也不必纳股东所得税。这样他们可以逃避一切的征税。试问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的工商界如何能够和这种‘外国公司’竞争。这是外国资本家剥削中国老百姓的一种可怕的手段。”

让我们看一看北洋军阀统治时期3个煤矿的经营情况。一个是山西阳曲保晋公司，系民族资本；一个是山东枣庄中兴公司，系官僚资本；另一个是河北唐山开滦公司，系国际垄断资本。每生产1吨煤，阳曲保晋的成本为202.1元，税捐为173.1元，占成本的86%；枣庄中兴的成本为202.5元，税捐为20元，占成本的10%；唐山开滦的成本为150元，税捐为26.75元，占成本的18%。悬殊的税捐，正是国际垄断资本和官僚资本挤压民族资本的重要手段。在这样一种极端不公平的竞争环境中，民族资本还有什么生路可走么？采煤业如此，其他经济领域也是如此；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如此，蒋家王朝统治时期也是如此。民族资本为肉，国际垄断资本、官僚资本食之，这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