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为骇人听闻的是明火执仗的抢劫和疯狂的屠杀。1860年10月，英法联军抢劫并焚烧圆明园，演出了世界近代史上破坏文明的最为惨不忍睹的一幕。事后，强盗戈登竟然厚颜无耻地说:“我们就这样以最野蛮的方式摧毁了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也公开供认，1900年8月八国联军侵入北京以后，“曾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三日，其后更继以私人抢劫。”“抢劫时所发生之强奸妇女，残忍行为，随意杀人放火等事，为数极属不少。”史载，仅在庄王府一个地方，八国联军就火烧、枪杀义和团员和平民百姓1700多人。

从未有过的灾变，从未有过的伤痛！在西方侵略势力和国内封建势力的蹂躏下，锦绣中华一时间变得满目疮痍、遍体鳞伤，万户萧疏、百业凋敝，骨肉流离、饿殍遍野。中华民族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

太平天国建立资本主义国家的设想；洋务派学习资本主义“长技”的尝试；维新派对于君主立宪资本主义道路的探索；孙中山等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在五四运动之前对于资本主义的追求。

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谭嗣同在他的著名诗篇《有感一章》中悲愤地写道:“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中国的出路在哪里？怎样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危厄的现实要求中国人民去回答这些决定中国命运的严峻历史课题。于是，我们的先辈们踏上了这条异常艰难、坎坷、漫长的道路。

太平天国建立资本主义国家的设想。太平天国早期提出的纲领是“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这一纲领集中反映了受压迫、受剥夺的农民阶级的利益诉求，与资本主义完全不搭界，是一种小农平均主义的空想，但是到了太平天国后期，事情却有了变化。1859年，洪秀全的族弟洪仁来到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他推崇美国的选举制度，称赞英国的法治。在总理太平天国朝政期间，洪仁提出了一个系统的社会发展方案，并由洪秀全下令刊刻颁布，这就是著名的《资政新篇》。

新在哪里呢？在政治建设上，主张制定法律、制度；在经济建设上，主张发展交通运输业，制造火车轮船，兴办邮政，创立银行，发行纸币，鼓励民间开矿、办企业，“准许富者请人雇工”；在文化建设上，主张崇信上帝教，设立新闻官、新闻馆，兴办学校。尽管这个方案没有条件也没有时间实施，但是它毋庸置疑地表明:在太平天国后期，其领导集团有过向西方学习，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打算。然而，扼杀太平天国、剥夺其发展资本主义权利的，除了国内封建主义，恰恰还有国际资本主义。众所周知，太平军的拜上帝会实际上就是经过改造的基督教组织。西方列强起初以为，信仰的同一性会使太平军成为它们那一伙儿的人。于是，它们支持太平军造清政府的反。

《北华捷报》在1854年1月7日的社论中曾经充满热情地说:“我们把他\(按:指洪秀全\)看作是以快速步伐推进中国真正开放的动力，他能促进与西方世界的联系，我们相信在他的更开明的统治下，我们的商人将能迅速摆脱目前的困难，赢得自由、互惠、清白无瑕的贸易的一切好处。”但是为时不久，它们便发觉这个如意算盘打得不对。太平军不但反对清政府，也反对它们入侵中国。1860年签订的《北京条约》，使它们在中国获得很多特权，可是在太平军的根据地内，这些特权都不算数。

太平军非但不与它们进行鸦片这个“清白无瑕的贸易”，而且焚烧鸦片。于是它们便转而支持清政府镇压太平军。曾经夸奖太平军的《北华捷报》，翻脸就破口大骂太平军是“打家劫舍”的“盗匪”，并且扬言道:“为了尽快结束这场长期不止的动乱，无论采取什么手段几乎都无人计较，因为叛乱正在使贸易受到损害。”英国全权公使约翰·包令向伦敦报告说:“现存的帝国政府，尽管它可能是很恶劣、腐败、愚昧的”，但是总要比太平军好；美国专员列卫廉也以同样的腔调向华盛顿报告:“一度认为有巨大影响的叛乱，现在却被视作应予结束的有害的灾变。对帝国政府应予支持。”从此，他们不但为清政府提供洋枪、洋炮和洋钱，而且还直接组织雇佣兵去杀太平军。美国流氓华尔、英国兵痞戈登，就是在这一极不光彩的勾当中出尽风头的。

洋务派学习资本主义“长技”的尝试。早在1842年，即鸦片战争失败以后，“睁眼看世界”的魏源等人就看到了中国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上与西方的巨大差距，因而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以后，在内忧外患中，清政府中的一些大员，如奕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将魏源的主张付诸行动，近代洋务运动就此拉开序幕。

这一运动的宗旨是引进西方近代科技和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为风雨飘摇中的封建王朝提供全新的物质技术支撑。为此，他们兴办近代企业，建立新式海军，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一时间搞得红红火火、热热闹闹。这场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近代工业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它有两个不可逾越的障碍:一个来自内部，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一定阶段的生产力发展，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特定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资本主义世界的先进生产力与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根本不相容的。

也就是说，在“中学”这个“体”下，很难应用“西学”。另一个来自外部，即国际资本主义。尽管洋务派异常小心地奉行“外敦和好”的妥协路线，但是西方列强并不允许他们去“稍分洋商之利”。19世纪70年代，英国的太古、怡和与美国的旗昌三家轮船公司企图联手挤垮中国的轮船招商局，就是明证。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国际资本主义留给洋务派的“取利”空间，实在可怜得很。在这一小得可怜的空间翻转腾挪，根本就不可能实现“自强”、“求富”的目标。甲午一战，威海卫失守，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宣告了持续30多年的洋务运动的失败。

维新派对于君主立宪资本主义道路的探索。与洋务派比较，维新派要显得高明一些。他们不再将目光仅仅局限于坚船利炮和声光化电，而尝试效法日本明治维新，对国家政治制度进行改良。在给光绪皇帝的上书中，康有为明确提出了“君主立宪”的政治纲领。他的得意门生梁启超，则将批判的矛头直指历代帝王，断言“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源”。严复在他的译作《天演论》中，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竞争意识和危机意识唤醒国人。新思想的传播，使维新运动成为一场伟大的思想启蒙运动，恰如梁启超所说:一时间，“旧藩顿决，泉涌涛奔”。然而，变法仅仅持续了103天，便遭到了封建保守势力的血腥镇压。维新运动兴起之时，正是英美日与沙俄矛盾尖锐之秋。为了各自的利益，沙俄支持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英美日则试图利用维新派扩大在华的势力。

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向光绪皇帝提出《新政策》意见书，要求成立由8人组成的“新政部”，其中“半用华官，半用西人”，而西人又必须是英国人和美国人。这就再也明显不过地暴露了它们把中国变成英美独占的殖民地的险恶居心。不错，英美日确实对维新派表示过同情，维新失败后也确实为康梁等人的出逃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帮助，但是对于中国问题的实用主义态度，决定了它们根本不可能给维新派以任何实质性的支持。戊戌政变前夕，维新派试图通过伊藤博文、李提摩太等乞求英美日的支持，结果无一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而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对于维新派的批评，还为那些反对变法的守旧派提供了“炮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