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是落后国家实现自身现代化目标而选择的一种特殊方式。苏联在被发达国家围追堵截的环境下，尽管有很多严重的失误，还是依靠自身的力量在短期内建立了现代的工业和国防力量，其发展速度是人类工业史上的一个奇迹。从历史的角度看，中俄两国都在这一巨大的变迁中获得了独立自主从事现代化建设的能力，建立了一个基本完整的现代工业和科研体系，奠定了两大民族现代化的基础，并帮助其他一些殖民地国家摆脱了被西方强国边缘化的命运。苏联和中国能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取得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其重要因素之一是其独特的集体主义意识形态。轻易否定这种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念，将会导致思想的混乱和发展动力的缺失。我们的现代化事业脱胎于国际共运的实践，因此，正确评估国际共运的经验教训，是我们现代化事业能否顺利进行的重要前提之一。

随着苏联的解体与东欧各国的“非社会主义化”，西方重新完全把握了发展研究的话语权。1在原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知识界，也从各种不同的方面在反思出现这一历史剧变的种种原因。由于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雄风不再，以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在俄罗斯向西方靠拢的过程中依然坚定不移地围堵、削弱这个昔日的对手，即便是在俄罗斯内部也开始了对斯大林的重新评价（尽管这种评价含有很多非理性的因素）。我们是目前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理论界也在不断地探索苏联解体的种种历史教训。

毫无疑问，这些冷静的反思，对于我们重新认识历史，正确理解我们目前正在从事的现代化事业，都是十分有益的。而相关的理论研究中，也提出了很多发人深思的问题。2然而，迄今为止，还没有文章将研究的视角深入到这场人类历史上几乎跨越一个世纪，使地球上三分之一的国家和地区卷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根本原因。

我认为，这种根本的原因就是在全球性的现代化过程中，由于发展的不平衡性，大多处于弱势和边缘化的国家和民族，没有条件效仿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模式，因此，走上这一特殊的现代化道路几乎是它们唯一可能的选择（包括其他各种我们并不认为是“正统的”社会主义变异形式）。换言之，历史只给这些民族和国家提供了十分苛刻的入场券。只有从这样的角度出发，才能发现这场运动在人类发展历史过程中所应该具有的意义和地位。因此，本文试图从发展的角度，对这场运动的意义进行一些初步的探索。

自资本主义在西方兴起以后，其不断扩张的势态和随之带来的一系列社会经济和文化变化就已经引起了西方学者的注意。当资本主义体系于19世纪在欧洲大陆逐渐居于统治地位时，其内部所隐含的种种矛盾也开始激化起来，日益增长的社会财富和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形成了一种强烈反差。在进步与贫困，繁荣与萧条之间的这种奇特社会背景的刺激下，欧洲主要的思想家都加快了从不同的角度探询社会未来发展道路的步伐。

在19世纪欧洲出现的各种各样的“主义”热，如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民族主义，等等，本质上是这种理论探索的结果。以后的历史发展进程表明，达尔文的进化论和马克思的《资本论》具有最重要的影响。这两者都显示出自己理论的强烈科学性，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发现了自然界进化的科学规律，而马克思的《资本论》则发现了社会和经济范畴内的科学规律。

因此，两者都具有某种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真理性。3这当然只是一个方面的因素，除此之外，则在于达尔文主义提供了西方列强之间进行竞争的“科学”依据，而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社会变革最有力的武器。正是因为这样的特点，在具有基督教传统的欧洲各国，社会主义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很多传教者甚至认为这与基督建立一个正义社会的愿望相吻合。

欧洲各国有着不同的国情，也就产生了各种不同的社会主义流派，这些社会主义流派在西方国家对改善贫困人口的处境和工人阶级的地位都具有积极的作用，并成为推动西欧发达国家实行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与此相对应的是，达尔文的思想却在鼓动列强之间弱肉强食的斗争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一战的爆发有其复杂的历史根源和政治经济背景，民族主义的兴起显然是一个重要的战争根源，但民族主义只有与达尔文主义结合，才会引发破坏性的灾难。战前，西方各国政治界不断听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呼声，很多社会与政治集团要求自己的国家与他国展开全面的竞争，以及通过战争来显示实力的强大。结果战争的爆发粗暴地打乱了一切，并改变了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方向。

战后的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发展的意义上更是如此。由于交战双方都不具备道德上的优势，因此，强调生存竞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在国际关系中得到了一次灾难性的证明，战败国被边缘化和半殖民化已是不可避免的命运。

正是在这样一种险恶的环境中，选择以社会主义方式来避免国家边缘化的俄国革命在西方的文明圈内成为了一个惊天动地的事件。20世纪的历史已经证明，工业化不是某一国家或社会的专利，它能够在不同的国度和社会里进行，但它同样也证明，在不同的国度里，工业化的速度是不一样的。

因此，尽管工业化主要是一个经济的问题，但其涉及的绝不仅仅是经济因素，一个社会的文化传统，价值规范，政治体制，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工业化起步的时机，能够从国外所获得的技术和管理方面的经验，以及其地理位置，乃至其自然资源等等，都在或多或少地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进程，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发展是一个整体的过程”。

因为这一系列因素的影响，世界各国的发展模式有很大的差异。按照西方学术界的看法，世界各国的工业化进程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集团。第一集团是英国和与它同时或稍后的国家和地区，第二集团则被称为“后来者”，包括19世纪或20世纪初开始工业化进程的西欧国家和北美地区，也就是当今的发达国家；第三集团则是由一批“追随者”组成，主要是当今的发展中国家，这三类国家和地区又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模式。

三个集团之间的关系不是平等与合作的关系，而是控制与从属的关系。发达的资本主义强国控制着其余两个集团的发展命脉，因为资本主义运转的一个特点就是建立在对世界市场和原材料控制，并由此建立的一整套制度为基础的。

这就使原来的边缘国家和民族不可能同已经发展起来的西方强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公平竞争，他们的现代化努力必然产生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模式。查尔斯 泰勒教授就此阐述了他对于“多重现代性”观念的理解。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主张放弃单数名词的“modernity”（现代性）观念，而使用一个复数名词“modernities”来讨论“多重现代性”的议题。

他指出，长时期以来人们对现代性有许多不同的定义与解释，但传统学说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将现代性理解为一种单一化的模式，看作是一整套制度与文化的变化特征，而制度与文化的变化是不可分离的，要么全盘接受，要么全然拒绝。制度层面的特征包括市场经济的兴起，大规模科层组织的建立，工业化和城市化等。

而在文化价值方面则包括世俗化，政教分离，个人主义的兴起与（独一无二的个人的）本真性观念的确立等。同时，传统学说也将现代化看作是这个单一模式的线性演进和扩张的过程，不同国家处于不同的现代性发展阶段，如同一列游行队伍，有些国家走在前面，有些在后面。

这种看法至少可以追溯到马克斯.韦伯，他认为，新教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走在最前面，其他西方国家追随其后。而在世界范围内，西方国家走在前面，非西方国家走在后面。在这种理论中，西方现代化的道路被认为是每个国家都要经历的道路。而泰勒认为，这种现代性理论有严重缺陷。

19世纪西方国家在工业化的时代,在追求经济的最大效益之后,换来的代价是社会道德的几近崩溃,或者是传统道德的几乎完全沦落，这也是社会主义思潮在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期弥漫整个世界的根本原因。就连持自由主义见解的胡适也承认19世纪中叶是自由主义的黄金年代，而在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期则是社会主义的黄金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