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郡县制中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在王朝疆域内的民族聚居区设道。道同于县，“有蛮夷日道”(《百官公卿表》)，是民族区域自治性质。此制亦始于秦。

随着民族关系的发展，至东汉时，在北部边疆地区设使匈奴中郎将，主护南单于；设护乌桓校尉，主乌桓事；在西部设护羌校尉，主西羌事，各有官署部属。

4，多民族、大一统国家观的形成

民族主体国家观是一种比较稳定的国家观．优点是有开放性、包容性，缺点是有顽固性。由此国家观转变为多民族、大一统的国家观，不是一个量的变化问题，要有一个破与立的问题，要有一个质的飞跃问题:但其可能性是存在的。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啷琊台刻石曰:“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史记·秦始皇本纪》)秦拥有如此之疆域和臣民，结合它在中央官制中创设典客和典属国两个卿级机构，可以想见秦始皇和他的主要官员至少已有了多民族、大一统国家观的萌芽。

两汉四百馀年间是多民族、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大发展的时期，标志性的事项是国家疆域的奠定，这有《汉书·地理志》和《后汉书·郡国志》记录在案。《地理志下》曰:“本秦京师为内史，分天下作三十六郡。汉兴，以其郡太大，稍复开置，又立诸侯王国。武帝开广三边。故自高祖增二十六，文、景各六，武帝二十八，昭帝一，讫于孝平，凡郡国一百三，县邑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二，侯国二百四十一。地东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民户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九。汉极盛矣。”西域地区广大．民族众多，而且流动频繁，西汉时，分为36国。汉武帝于太初四年(前101)在西域置使者校尉，驻乌垒(今新疆轮台东南)，管汉与西域南道诸国事务。至宣帝时，汉又控制了西域北道，改使者校尉为西域都护。从此时起，今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广大地区，都成为西汉王朝疆域的一个组成部分。《汉书·西域传上》曰:“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馀里，南北千馀里。东则接汉，厄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奠定西部疆域是两汉数百年的事业，西汉的张骞与嫁到乌孙和亲的细君、解忧两位公主及东汉的班超等的历史功绩均已载入史册。为后人所传颂。

南越地区的统一始于秦朝，西汉武帝设南海九郡是最后统一的标志，九郡中之儋耳、珠崖二郡就设在今海南岛。西南夷地区的经营也开始于秦朝，汉武帝设益州七郡已解决了问题的大半。至东汉明帝时，设永昌郡于今云南保山地区，建立了中原与掸族地区的联系。这些事实都为形成新国家观提供了基础。

在中国早期的民族关系史上，人们多次认为汉族与匈奴族的关系是个老大难问题。最早由刘邦困于白登山开始，中有“王恢谋马邑．匈奴绝和亲”，前后约有百年的战争或对立时期，最后来了一次以匈奴人为首的“五胡乱华”，不仅颠覆了汉族建立的西晋王朝。还由于民族间的恶性仇杀，引发了史称“永嘉南渡”这一历史悲剧。可是如再深入一步研究，就会发现这只是历史的一面；还有另一面，就是汉与匈奴之间不仅已在相互认同，而且还在加速民族问的融合关系。所以这样．和两大民族间长期的经济、文化交流分不开，而多次的“和亲”关系．尤其是“昭君出塞”都起了里程碑意义的推动作用。《晋书·刘元海载记》曰“汉高祖以宗女为公主，以妻冒顿，约为兄弟，故其子孙遂冒姓刘氏”。西晋末年带头造西晋王朝之反的刘渊就是匈奴人．由此引发了“五胡乱华”。刘渊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载记》曰:刘渊“幼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许多当代汉人名士与之往来，朝中的权贵也很看重他。他初为匈奴左部帅，后为晋朝北部都尉、建威将军、五部大都督，封汉光乡侯、宁朔将军，监五部军事。“五部”为分居在今山西、内蒙古伊克昭盟一带的“匈奴五部”，五部的首领都姓刘氏，可见刘渊和他的部众汉化的程度都很深，对汉文化的认同和爱好程度也都不言而喻。我想对他们血统的考究，意义并不太大。问题在于西晋的政治太黑暗了，许多官僚心怀叵测，竟多次对已在西晋朝廷任高官的刘渊进行陷害，如对皇帝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等。刘渊趁“八王之乱”起兵实是迫不得已之举。他以“恢复汉室”为号召．起兵之后，“立汉高祖以下三祖(西汉高祖、东汉世祖光武帝、蜀汉昭烈帝)五宗(太宗孝文帝、世宗孝武帝、中宗孝宣帝、显宗孝明帝、肃宗孝章帝)神主而祭之”(《晋书·刘元海载记》)。还组成了有汉人任御史大夫的汉制化中央政府。后来北方一度发展演变为以民族斗争为主的分裂割据局面，这另有原因，是民族关系的悲剧。

在北方，还有一支反对刘渊部的民族联军以汉人刘琨为首，另有众多匈奴、鲜卑等族的头人率部与之联合。他们曾于317年，也就是西晋的新都长安被匈奴人刘曜攻破、晋愍帝被俘的六个月后，以“司空、并州刺史、广武侯刘琨，幽州刺史、左贤王、渤海公段匹殚。领护乌丸校尉、镇北将军刘翰，单于、广宁公段辰，辽西公段眷，冀州刺史、祝阿子邵续，青州刺史、广饶侯曹嶷，兖州刺史、定襄侯刘演，东夷校尉崔毖，鲜卑大都督慕容魔等一百八十人上书”给时为晋王的司马睿，劝他称帝。书中有“天地之际既交，华夷之情允洽”(《晋书·元帝纪》)之语。由此事亦可以看出不仅以刘渊为代表的匈奴五部与汉人融合很深，其以东之长城内外各族亦与汉族同样有很深的认同与融合关系。

民族关系的发展，直接影响着汉族和少数民族开明人士国家观的转变。从魏晋以后，这种转变日益明显。如北魏太武帝拓跋焘要“廓定四表，混一戎华”(《魏书·世祖太武帝纪下·史臣曰》)。唐太宗李世民曰:“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唐纪》太宗贞观二十一年)又曰:“混六合以为家。”(《唐大诏令集-和蕃》)金世宗完颜雍谓宰臣曰:“天下如一家。”(《金史·食货志三》)元世祖忽必烈改国号称“大元”时曰:“见天下一家之义。”(《元史·世祖本纪四》)清康熙皇帝曰:“合天下之心以为心，公四海之利以为利。”(《清史稿·圣祖本纪三》五十六年诏)乾隆皇帝为《杜尔伯特台吉伯什阿噶什来觐封为亲王诗以纪事》注曰:“自秦人北筑长城，畏其南下，防之愈严，则隔绝愈盛，不知来之乃所以安之。我朝家法，中外一体，世家臣仆，皇祖辟此山庄，每岁巡幸，俾蒙古未出痘生身者皆觐见、宴赏、赐赉，恩益深而情益联，实良法美意。”(《热河志·徕远一》)此文可作为多民族、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观已形成的有力证据。

这一新的国家观的形成过程很长，得来不易，历代的文人学士亦多为之讴歌。如东汉文学家兼科学家张衡著《应间》赋曰:“今也皇泽宣洽，海外混同，万方亿丑，并质共剂。”北魏郦道元著《水经注·序》曰:“绵古芒昧，华戎代袭。”唐朝诗人杜甫赋《严公厅宴同咏蜀道画图》诗曰:“华夷山不断，吴蜀水相通。”(《九家集注杜诗》卷23)而其中的乾隆皇帝则以其伟大的政治家和才气横溢的学者气度，赋《密云道中望长城》诗，更高屋建瓴地表达了他多民族、大一统的国家观。诗曰:

秦时闉堞汉时山，总为天骄守御艰。

此日长城为苑囿，三秋巡狩数经还。(《日下旧闻考》第7册)

上述史实证明，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是全国各族人民的祖先共同缔造的，多民族、大一统国家观的形成，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今天团结各族人民为共同建设伟大祖国、推动祖国不断前进的重要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