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办企业的资金，大部由张之洞在地方自筹，清廷拨款很少，不同于洋务运动初期兴办的几个大型军用工业，全部资金靠清廷拨款。张之洞所办近代工业的全部资金，估计含银圆达2300余万元，他自筹这笔巨款的过程，确实是来之不易的，既伤透了他的脑筋，又显示了他的气魄和毅力。如在广东为铁厂筹募到的一笔闱姓巨额损款，原来是向赌场募来的，可见已经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又如湖北枪炮厂的经费十分困难，每年经常费需银80万两，半数无着落，东挪西移，到处借款，至1907年底，竟亏欠汉口华洋商款达500余万两，无力归还。

四是知人善任。如重用毕业于广州同文馆的蔡锡勇担任汉阳铁厂的首任总办，蔡全身心扑在铁厂的筹建上，直到积劳成疾，以身殉职。如重用政坛怪杰辜鸿铭为幕僚，平等相待，言听计从，在帮助筹建企业中起了不小作用。又如当汉阳铁厂办不下去时，张之洞不愿接受外商投资合办，毅然交付给盛宣怀接办，尽管盛是与自己有嫌隙的李鸿章门下红人。尔后盛宣怀终于把汉阳铁厂扩充为汉冶萍公司，成为远东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事实证明张之洞这一着确是走对了的。

五是敢于向西方引进新式而全套的机器设备，不惜重金聘用大量的外籍技术人员。这比起初办的洋务企业是一大进步。例如江南制造局、天津机器局等机器设备，大都不是整套订购，而是东拼西凑和陆续添置的；聘用的外籍技术人员，专业往往并不对口。

六是廉洁奉公，以身作则。如刘坤一，奉旨查办张之洞的办企业情况，想以严刑拷打从张之洞手下人员口中，特别想从张的小舅子游芝寰口中，逼供出张的贪污劣迹，但结果一无所获。证明张之洞在这一点上，是完全经得起考验的。

但由于时代、阶级和知识等方面的局限，张之洞办企业的短处也有以下四端:

一是缺乏科学知识，胡乱引进炼钢炉，造成汉阳铁厂在经济上吃了大亏。张之洞在1885—1889年间担任两广总督任内，便打算创建一炼钢厂，为芦汉铁路制造钢轨。但煤在何处，铁在何处，事先毫无着落，便电嘱驻英公使刘瑞芬定购炼钢厂机炉。刘即委托英国梯赛特厂承办，厂主答复说:“创办钢厂，必先将所有之铁石焦煤，寄厂化验，然后知煤铁之质地若何，可以炼何种之钢，即可以起何样之炉，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未可冒昧从事。”〔4〕刘据以复张，张之洞不但不按照厂主的科学规矩办事，反而口出大言说:“以中国之大，何所不有，岂必先觅煤铁而后购机炉？但照英国所有者，购办一份可耳。”〔5〕刘只得再和梯厂厂主商量，厂主便采取敷衍主顾办法，照英国酸法炼钢配置大炉，另照碱法配置一小炉，连同熔铁炉等设备，一并交货。1889年，张之洞奉令调任湖广总督，钢铁厂决定移设湖北，在英厂定购的机炉，也陆续运至武汉。张之洞花了九牛二虎之力，从盛宣怀手里弄到了大冶铁矿，又找到了王三石、马鞍山等地的煤矿，选定了汉阳龟山脚下作厂址，建成了汉阳铁厂，至1894年6月开始生产钢铁，前后共支出规银560余万两之巨。结果，马鞍山等矿的煤，勉强炼成的土焦根本不合用，只得向德国购焦数千吨搀合土焦使用，每吨代价高达规银20余两。后改用开平焦，每吨也要17两，成本太高，炼出的钢铁又不合规格，被迫于同年11月停产，交给盛宣怀去官督商办。盛接办后，花了很大力气办了萍乡煤矿，解决了焦煤问题，好不容易炼出了钢轨，可是经各铁路化验下来，含磷太多，容易脆裂，不能采用。盛宣怀只得于1904年派铁厂督办李维格，偕同洋工程师，携带大冶矿石、萍乡焦煤及铁厂所制钢轨及零件，出国求教。经英国专家化验结果，才发现酸法大炉，不能去除大冶铁矿矿中的磷，炼出的钢含磷0.2％左右，铁路钢轨含磷量要求0.08％以下，才不至于脆裂；而碱法小炉炼出的零件，则含磷量少，可供轧制钢轨；铁厂必需拆除酸法大炉，改装碱法马厂炼钢炉才行。于是，盛宣怀不得不下决心重新改装铁厂的炼钢炉，整个改装工程于1908年完工，共花费规银300余万两。改装工程完工后，铁厂才炼制出头等马丁钢，轧制出大量合格的钢轨，开始走上了正常的生产之道。汉阳铁厂是近代中国早期规模最大的钢铁企业，由于创办人张之洞既缺乏科学知识，又不听人家劝告，反而大言不惭，盲目引进，竟前后耗费了规银千万两以上，耽误了近20年的宝贵时间，走了那样长的一段冤枉路；而企业本身，已是负债累累，百孔千疮，终于为东邻日本所控制，未能获得正常的发展。这一历史教训是十分沉痛的！

二是刚愎自用，官气十足。这主要表现在铁厂选址问题上。在决定这一问题的讨论过程中，不少人主张以厂就矿，铁厂厂址应选在邻近大冶铁矿的江边，即石灰窑黄石市一带，亦即后来的大冶钢厂之所在地，这样可以大大节省铁矿砂的运费。然而张之洞以不便亲自控制为理由，坚持仍设在汉阳龟山脚下。当有些外籍专家反对厂址设在汉阳时，几乎引起张之洞大动肝火。

三是同商人合作不够融洽，强调官办。这突出表现在原来是官商合办的北纱局，结果因商股方面感到张之洞官气逼人而心存疑虑，中途要求退出，只得改为官办。这后来又影响到南纱局的资金难筹，始终未能建成。

四是不熟悉商情，不善于按市场规模办事。这主要表现在原来布纱两局，年有盈余，《马关条约》签订以后，新设外商纱厂投入竞争，两局便败下阵来，连年亏损，被迫停产，出租商办；而一经商办，不久便能扭亏为盈，一直发展到成为裕大华民族资本集团赖以发家的基础。

总之，上述张之洞办企业的长处和短处，集中表现出作为近代中国第一代企业家的张之洞，仍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企业家，而是一个道道地地的“官僚企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