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初，慈禧决定推行新政，准备学习西法，大兴整顿，变革成例，破除守旧痼习，史称“清末新政”。新政包括改革官制、整顿吏治、改革刑律、编练新军、兴办商务、振兴实业、废除科举制度、兴办新式学堂等多方面内容。尽管新政是出于使清皇朝长治久安的目的，但它确实是内容新、力度大的改革，可以说是一种“开明专制”性质的举措。这个政治女强人，在二十世纪初年重新举起被她镇压掉的变法旗帜，有这样一番布局，不论主观动机如何，客观上是符合潮流，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因为新政的这些内容，从本质上说就是一定程度上把新的资本主义因素移植到封建专制政体中，这就使新东西得以在旧事物中逐渐发酵膨胀。当条件成熟以后，它就成为破坏旧体制的力量。新军的革命化，近代知识分子的产生和民主革命思潮的高涨，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发展，都在二十世纪初年清末新政中出现，最终成了埋葬封建君主制度的力量。事物走向了它的反面。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清末新政，就不会有辛亥革命的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有人只强调新政出于清皇朝为了巩固统治的目的，说它是“假变法”，我认为是不公正的。试问，历史上哪一个封建皇朝的变法不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即使是戊戌维新不也是为了清皇朝的长治久安吗？难道要封建统治者出于人民利益考虑实行的改革才算是真改革、真变法吗？

到1905年，慈禧在清末新政的基础上，接受臣工建议，开始考虑政治体制的根本性变革，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宪政。1906年，宣布预备立宪。她承认专制政体已不适合时代要求，但马上立宪，又“规制未备，民智未开”，显得太仓促，所以先搞“预备立宪”，原则是“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

“预备立宪”是清末新政的继续与延伸。立宪对于一直实行君主集权的清皇朝，无疑是一场颠覆性的政体变革。慈禧自己也不知道何时能兑现立宪承诺。拖到1908年才颁布《宪法大纲》，宣布九年以后正式召开国会，推行宪政。

《宪法大纲》规定的“君上大权”，跟英、德等国的君主立宪政体相差甚远，皇帝大权一点都没有削弱，反而以宪法名义加强并固定下来，国会作为立法机构，只是看皇帝旨意办事。这样的君主立宪，说它是一个骗局，不是没有道理。不过话得说回来，慈禧在推行新政后不久，敢于在根本体制上进行改革，尽管主观上别有所图，客观上却是对提高人民的政治意识，对近代知识分子和士绅要求参政议政的权利，对地方自治，都起到了动员、鼓舞、促进的作用。清末新政与“预备立宪”，是慈禧一生的亮点。

五、结论

慈禧作为晚清女主，统治清皇朝近五十年，开创了晚清史上的“慈禧时代”。

这是一个不同于嘉、道以来不思改革、墨守成规，在中世纪徘徊的新时代。在慈禧当政的四十七年中，虽然仍是专制腐败、民不聊生，但设工厂、造轮船、修铁路、办学堂、派留学生、练新军等都在陆续举行。到二十世纪初甚至还想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如地方设立谘议局，中央设立资政院，为实行宪政，设立“宪政编查馆”，办理宪政一切编制法规统计政要各事项，等等。这些措施主观动机怎样，实施效果如何，还可以讨论，但这些改革措施毕竟对中国走出中世纪，实行近代化有利。

慈禧时代也是个力图面向世界的新时代。慈禧当政时期，外国公使驻京，中国派出驻外使节，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等。虽说“天朝自大”变成了“洋人的朝廷”，但中国毕竟和世界联在了一起，知道“天朝”以外还有一个广阔的世界。

慈禧时代更是一个不同于以往闭目塞听、思想禁锢而是新学盛行、新潮迭起、思想启蒙的新时代。

当然，慈禧当政时期，对内培植亲信、排斥异己，扼杀维新运动，镇压民主革命；对外屈服于列强压力，往往取妥协求和态度，甚至“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因此受到了世人的严谴。但是，若从时代变化、社会变迁的大处着眼，我想，对于这样一个掌权的女人和这女人掌权的时代，恐怕还需要作深入的分析和讨论。

慈禧主政时代的许多改革是前所未有，是历史的进步而不是历史的倒退，应该得到肯定。她不是政治家。在我看来，一个政治家必需了解世界大势，在内政外交操作中有明确的方针、政策，有切实的计划、步骤。她没有。她只是随意而为，甚至为一己私利，翻云覆雨，所以她只是一个手握大权的政治女强人。但她能在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下，勇敢地站出来，以女主临朝称制，使得清皇朝起死回生，维持了近半个世纪。她一死，清皇朝三年后就完蛋，这不能不使后人深思。当然，这中间她弄了些权术，有着强烈的权势欲。我认为都可以理解，也可以批评。但这些并不是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真正的标准，我认为应该看她比前人多做了些什么，所做的事对社会稳定、对历史前进是不是有利？以这个标准衡量慈禧，我认为她是一个既有功又有过的“问题人物”。她在上述四个方面的作为，客观上有利于社会安定，有利于推动历史前进。以往把她一棍子打死，一概骂倒，全盘否定，我认为是不可取的，不是实事求是的治史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