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都南京之初，废除私营工商业，不仅将手工业者一律编入诸匠营和百工衙，实行军事化管理，而且取消私营商业，把商人资本货物归入“圣库”，实行统一配给的供给制度。后来虽有改变，创办了公营商业，“圣库领本，货利悉有限制”，结果，各业店铺无利可图，关门大吉，不得不依靠城外专设的“买卖街”，作为贸易之处。这种措施虽与战争状态有关，但长期实行，显然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更有甚者，太平军所到之处，为了崇尊所谓“独一真神皇上帝”，反对偶像，批判孔子，逢寺庙必废，遇孔孟经书必烧。定都之后，宣布“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凡一切妖书，如有敢念诵教习者，一概皆斩”。对知识之士，掳入军中，逼其充当书吏，不从者杀戮弃尸。可以说，造成了近代史上最大的“焚书坑儒”浩劫。

这样一个专制独裁、愚昧残暴的政权，有多少可以值得肯定，天王洪秀全的糜烂形象，有何必要美化、神化？

慈禧当政之后，重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汉族将领和他们统率的湘军、淮军，花了七年时间，先后镇压了太平天国和东西捻军，结束了战乱。“削平发捻”既挽救了清皇朝，又使社会趋于安定。清皇朝由此进入到开展“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历史阶段。试问:所谓“削平发捻”的大方向错在哪里？洪秀全及其太平天国真能代表人民利益吗？不要以为凡是反对清皇朝的战争，都可以不加分析一律认为是正义的革命行动，都值得肯定和歌颂。历史是复杂的，还是实事求是地分析为好。

三、如何看待慈禧对外“妥协投降”

一说到慈禧的对外态度，人们总是说她妥协投降，是近代历史上的大卖国贼。

毋庸讳言，慈禧主政近五十年间，清皇朝面对外国列强的蓄意讹诈和武力侵犯，慈禧确实有过妥协求和的举措，对国家和民族造成了巨大的损害。但是说她一味妥协卖国，就不够实事求是。事实上，凡是外国侵略涉及到中国领土的，她基本上是力争抵抗的。例如: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边疆危机中，日本侵占琉球进而侵犯台湾，慈禧对藩属琉球弃而不救，对本土台湾却坚决抗日；在西北边疆为防止英俄支持阿古柏分裂新疆，命左宗棠出塞消灭阿古柏殖民政权，收复新疆，确保了皇清版图中一百几十万领土免遭分裂；在法国侵略越南进而觊觎我国云南时，她一面暗助黑旗军抗法，一面调集大军和法军进行正面抵抗，在中法战争后期，签订了近代唯一不割地不赔款的条约。即使在中日甲午战争初期，她也曾多次表示要“不准示弱”。《翁同龢日记》称:“上意一力主战，并传懿旨亦主战。”后来，为了怕主战搅黄了自己的六十寿庆，才希图请英俄调停，变为妥协求和。

既然后人对左宗棠收复新疆评价极高，那么决定收复新疆，在财政、用人和建省等方面的决策人慈禧，不也应该予以肯定吗？既然后人对刘永福黑旗军抗法作积极评价，为什么又要骂支持刘永福抗法又敢于和法国侵略者战斗的慈禧？把清皇朝签订的不割地不赔款的条约斥为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除了义愤之外还有什么？由此可见，说慈禧对外一味妥协投降，是不是片面过分，不合乎历史事实？

慈禧主政和训政时，签订了《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确实是卖国行为，应该受严谴。但若从“弱国无外交”的大视野分析，一个战败的国家和政府，有多大能力抗争外国侵略者无厌的勒索？在弱肉强食的时代，战败者又怎能避免列强蓄意强加的丧权辱国条款？何况《马关条约》谈判时，中方的签约代表李鸿章曾经作过抗争并遭受日本极端分子的伤害。那么把账都算在慈禧身上，说她对外国侵略一味妥协投降，出卖国家主权，是不是符合事实？对外签订不平等条约，是不是应该作历史分析？只有《辛丑条约》是慈禧为了避免列强追究自己是战争祸首的责任，心甘情愿地实行“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而签订的，是货真价实的卖国行为。

四、怎样看待慈禧晚年的改革

慈禧因为扼杀“百日维新”、杀害“戊戌六君子”、缉拿康、梁而被骂为顽固守旧的总代表。应该承认，镇压维新变法，确实是慈禧的罪过，理应受到严谴，但也不要因此对维新人士的急躁冒进和失当举措不加分析，全盘肯定，尤其不应据此否定或低估慈禧晚年实行新政和预备立宪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