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清朝统治者认为:中国“推积弱所由来，叹振兴之不早”(《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486第15页。)。“农工商业，为富强之根本，自应及时振兴”(《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493第3页。)。第四，实行新政，还为了转移国内广大人民群众的斗争视线，拉拢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清朝政府看到国内“伏莽犹繁”，因此，就打着“为臣民计”、“利民”(《光绪朝东华录》，总（四）第4771页。)等旗号，发展实业，以麻痹广大群众和在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寻找支持者。最后，清廷为了保持自己的统治地位，不被帝国主义一脚踢开，又不得不迎合帝国主义的某些需要。1901年7月，清朝政府在上谕中说过:“现当重定和约之时，首以邦交为重”，并按《议和大纲》的要求，下令“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在六部之前。”(《光绪朝东华录》，总（四）第4685页。)经济方面的某些措施，也有利于列强对华的资本输出。

从上述两者比较，我们可以看出，戊戌变法与清末新政的目的，共同点是主要的，都是为了巩固皇权，变法图强振兴国家及适应资产阶级的某些需要。而不同点是:清末新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为了镇压人民的斗争、转移群众斗争视线以及适应帝国主义某些需要的一面。

马克思主义认为:“判断一个人当然不是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的行为”(恩格斯:《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579页。)。判断历史事件也是这样，我们不仅要看历史活动的目的，更应该看它的具体活动。这就必须从分析历史活动的主要内容入手。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都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对于这两次新政内容的异同，进行对比分析，一定会给予我们以新的启示。

经济上的改革，是这两次新政的一个突出方面。为了管理农工商业，戊戌变法时，规定于京师设立农工商总局和铁路矿山总局；清末新政时，先于1903年设立商部，1906年又改设农工商部和邮传部。这两次新政，都注重农业。戊戌变法时，注意开垦荒地，广译外国农业书籍及购置农业器具，成立农会，出刊农报等；清末新政时，提出:“商之本在工，工之本在农。非先振兴农务，则始基不立，工商亦无以为资。”(《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522第2页。)下令清查土地，鼓励开荒屯田，并设立垦务公司、试验场、创办农业学校等(《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586第8页。)。同时，还注意翻译农业书籍，购先进农具及兴修水利等。在工艺制造方面，戊戌变法时，提出仿用西法，广置机器，推广各种工艺制造，奖励发明等；清末新政时，同样采取了奖励政策(《光绪朝东华录》，总（五）第5709页。)。当时，各类工艺局、厂相继出现，在清朝政府奖励政策的推动下，在民族资产阶级、开明士绅的努力下，中国的民族工业得到了明显发展。在工矿交通方面，戊戌变法时，提出在铁路矿山总局管理下，积极修筑铁路，发展交通运输业，努力开矿，设立邮政局等；清末时，于1902年初，制定了《矿务章程》，1904年，颁布了《矿务暂行章程》，1906年，又拟定了《中国矿务章程》。一些省寻找得力人主办以示重视。也注意铁路的修筑，1903年，颁布了《重订铁路简明章程》，并自办建成京张铁路。在电报、电话方面，规定:中国电报、电话事业由国家电局专办(《光绪朝东华录》，第5379—5380页。)。在商业方面，戊戌变法时，要求各省设立商务局、商会和办商报等，讲求商务；清末新政时，则于1903年公布了《商部章程》、《劝办商会简明章程》，1904年，公布了《公司注册试办章程》，为了促进商业的发展，还发布了一些保商恤商及奖励商业的谕令(《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520第4页。)，及华商洋商之商品税收平等的谕令(《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561第1页。)。在财政方面:戊戌时，提出了改革财政制度、编制国家预算、按月公布出入款项；而清末，则注意铸造货币，发行纸币，颁布了《试办银行章程》，并出现了大清、劝业、商业等银行及一些地方银行。

两次新政，也都重视政治方面的改革。主要表现在调整机构，裁撤闲衙、冗员，整顿吏治及加强专制统治等方面。在调整机构上，戊戌变法时，令设工商总局和铁路矿山总局等，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大理寺等衙门，归并于内阁及礼、兵、刑等部办理。裁撤督抚同城的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这三省以总督兼管巡抚事。裁东河总督，其事归河南巡抚兼办。还要求地方裁撤闲衙、冗员。在清末新政时，设督办政务处，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还设立商部、练兵处、巡警部、学部等。1906年，又重新制定官制，决定除内阁、军机处仍旧外，共设十一个部:外务部、吏部、民政部、度支部、礼部、学部、陆海军部、法部、农工商部、邮传部、理藩部。此外，改大理寺为大理院，都察院、翰林院仍旧，增设资政院、审计院、军谘府等(《清史稿》（四）第956页；参见《清德宗实录》卷564第12—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