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派要包围颐和园，这样的事不能不通过光绪；要使袁世凯听命，也不能不借助于光绪的“上谕”。9月14日（七月二十九日），康有为告诉毕永年:“吾欲效唐朝张柬之废武后之举，然天子手无寸兵，殊难举事，吾已奏请皇上，召袁世凯入京，欲令其为李多祚也。”(毕永年《诡谋直纪》。日本外务省档案，1·6·1·4—2—2（1），491315—491318。）9月16日（八月初一日），谭嗣同也告诉毕永年，康有为准备让光绪“面谕”袁世凯(毕永年《诡谋直纪》。日本外务省档案，1·6·1·4—2—2（1），491315—491318。）。9月18日（八月初三）夜，谭嗣同又对袁世凯说，即刻就要定议，以便“诣宫请旨办理”；当袁世凯表示“你今夜请旨，上亦未必允准”时，谭嗣同自信地保证:“我有挟制之法，必不能不准，初五日定有□谕一道面交公。”(《戊戌变法》（一），第554、263页。）这些地方说明，维新派确曾准备奏请光绪批准“密谋”，并且通过袁世凯9月20日（八月初五）的“请训”下达谕旨。当然，维新派不会把捕杀西太后这样的最高机密告诉光绪，关于此，康洋为的计划是:“奏知皇上时，只言废之；且俟往颐和园时，执而杀之可也”(毕永年《诡谋直纪》。日本外务省档案，1·6·1·4—2—2（1），491315—491318。）。

有充分的材料证明，光绪执行了维新派的计划。

一、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记载，9月20日（八月初五），袁世凯“请训”时，光绪曾赐以“□笔密谕”。袁世凯在退朝后对人说:“皇上若责我以练兵，我不敢不奉诏，若他事则非我之所知也。”(《戊戌变法》（一），第263页。）

二、英人濮兰德等《慈禧外纪》记载:“初五日晨，袁请训往天津，帝召见于乾清宫，极其慎密，用尽方法，不使其言外闻。殿古旧黑暗，晨光透入颇微……（帝）告袁以所定机密之谋，命袁往津，即于督署内捉杀荣禄，随荣兵星夜入都，围执太后，付以小箭一支，为执行帝谕之据，又付以上谕一道，言办理钦差事竣，即任为直隶总督，来京陛见。”(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第5版，146页。）

三、陈□龙《梦蕉亭杂记》载:袁世凯入京见到光绪后，“传闻有旨以文忠（荣禄）大逆不道，令赴津传旨即行正法，所有直督一缺，即以袁补授，并带兵入京围颐和园。袁谓天津尚有芦台聂士成一军，曾经百战，兵数倍于新建陆军，围园之事，万不敢办。至传旨将直督正法，亦恐办不到。”同书又记载:袁世凯回津见荣禄后，跪着说:“今日奉命而来，有一事万不敢办，惟有自请死。”随即“袖出一纸呈阅。”荣禄阅后严厉地说:“大臣事君，雨露雷霆，无非恩泽，但承旨责在枢臣，行刑亦有菜市，我若有罪，甚愿自首入京，束身司败，岂能凭尔袖中片纸，便可钦此钦遵。”袁于是大哭失声，长跪不起(北京古籍出版社1935年版，第65—66页。）。

四、费行简的《慈禧传信录》记载，袁世凯回天津向荣禄告密时，“谓奉帝手诏，命锢后杀禄”(《戊戌变法》（一），第465页。）。

五、苏继祖的《清廷戊戌朝变记》记载:光绪9月20日 （八月初五）召见袁世凯时 “付以密谕”。西太后还宫后，气势汹汹地讯问光绪和围园密谋的关系:“汝知之乎？抑同谋乎？”光绪于魄飞齿震，浑身发抖之际，居然回答:“知道。”此后，西太后曾两次审问光绪。9月28日（八月十三日），有人问荣禄，袁世凯是否曾奉密诏，密诏中有无杀公之言，荣禄都作了肯定的回答。同时，有人向“当轴者”询问光绪消息，回答是:“已皆问明，尽招认矣。”并称，光绪将不会有释放机会，“自作自受”云云(《戊戌变法》（一），第345、347、351页。）。

六、恽毓鼎的《崇陵传信录》记载，谭嗣同等六人未经审讯，即行处决，出于御史黄桂□上疏，声称“罪状已明”，其原因在于害怕审讯时“牵及圣躬”(《戊戌变法》（一），第476页。）。参与办案的陈□龙也有相同记载:“一经审问，恐诸人有意牵连，至不能为尊者讳，是以办理如此之速”(《梦蕉亭杂记》第17页，北京古籍出版社版。）。

综观上述材料，可以确认，光绪是了解并同意康有为杀荣、围园、废后密谋的，并曾命令袁世凯实施。

诚然，光绪是懦弱的。但是他和西太后长期矛盾，在他处于“朕位几不保”的时候，突然勇敢起来，铤而走险，这也是不悖于常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