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一些帝王与火锅有一定情结，元世祖忽必烈喜欢吃火锅。有一年冬天，部队突然要开拔，而他饥肠辘辘，定要吃羊肉，聪明的厨师情急之中将羊肉切成薄片，放入开水锅中烫之，并加调料、葱花等物，忽必烈食后赞不绝口。后来，他做了皇帝仍不忘此菜，并赐名为“涮羊肉”。相传，明代文学家杨慎小时候随其父杨迁和，赴弘治皇帝在御花园设的酒宴。宴上有涮羊肉的火锅，火里烧着木炭，弘治皇帝借此得一上联，上联云:“炭黑火红灰似雪”，要众臣嘱对，大臣们顿时个个面面相觑。此时，年少的杨慎悄悄地对父亲吟出下联:“谷黄米白饭如霜”。其父遂把儿子的对句念给皇上听，皇上龙颜大悦，当即赏御酒一杯。清代乾隆皇帝也吃火锅成癖，他曾多次游江南，每到一地，都备有火锅。相传，他于嘉庆元年正月在宫中大摆“千叟宴”，全席共上火锅1550余个，应邀品尝者达5000余人，成为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火锅盛宴。

现代一些文化名流对火锅也情有独钟，名人胡适对故乡徽州火锅钟爱。有加，在家宴请客人吃饭时，大多由其夫人精心烹制徽州火锅以招待客人。著名文学家梁实秋在一篇题为《胡适先生二三事》的回忆短文中，就描写了徽州火锅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以及胡适对徽州火锅的偏爱之情。电影名导演谢添早年在重庆时，喜食重庆火锅，堪称是一个爱吃火锅的“老饕”。

如今，随着科技的进步，烹饪技艺的发展，火锅品种也异彩纷呈，各具特色，依燃料而分有木炭火锅、煤气火锅、电火锅、酒精火锅等；就质地而论有锡制火锅、铝制火锅、不锈钢火锅、搪瓷火锅等；按结构来说有连体式火锅、分体式火锅、鸳鸯式火锅等；按烹饪风格来说，有汤卤火锅、清炖火锅、水煮火锅等。品种繁呈的火锅，为餐桌平添几分热闹的气氛。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我国的火锅花色纷呈，千锅百味，著名的如广东的海鲜火锅，涮的是海鲜之类，配料十分讲究，最讲究味道鲜美和吃的情趣，食而不腻，味美无穷；苏杭一带的菊花火锅，火锅汤汁为鸡汤或肉汤，并辅以肉、鱼、鸡等薄生片与菊花一起涮着吃，清香爽神，风味独特；云南的滇味火锅，特点是火锅中一定要放云腿，食时配以香菇、鱼肉等生料，鲜嫩香辣，饶有风味；重庆的毛肚火锅，具有原料多样、卤汤浓鲜、麻辣醇香之特点。此外，北京的羊肉火锅、浙江的八生火锅、杭州的“三鲜火锅”、湖北的“野味火锅”、东北的“白肉火锅”、香港的“牛肉火锅”、上海的“什锦火锅”等，也风味别具。

火锅不仅是美食，而且蕴含着饮食文化的内涵，为人们品尝倍添雅趣。吃火锅时，男女老少、亲朋好友围着热气腾腾的火锅，把臂共话，举箸大啖，温情荡漾，洋溢着热烈融洽的气氛，适合了大团圆这一中国传统文化。在东北，人们招待客人时，火锅里的菜摆放颇有]规矩:前飞后走，左鱼右虾，四周轻撒菜花，即飞禽类肉放在火锅对炉口的前方，走兽类肉放于火锅后边，左边是鱼类，右边是虾类，各种菜丝稍许放一些，宛若“众星捧月”以示尊敬。若对待不速之客，则把两个特大肉丸子放在火锅前边，后边是走兽类肉，示意你离去。台湾客家人多在大年初七这天吃火锅，火锅用料有七样是少不了的，即芹菜、蒜、葱、芜菜、韭菜、鱼、肉，这分别寓意:“勤快、会算、聪明、人缘好、长久幸福、有余、富足”。

火锅虽味美，但在吃火锅时要注意卫生，讲究科学。一要注意选料新鲜，以免发生食物中毒。二要掌握好火候，食物若在锅里烧的时间过长，会导致营养成分损坏，并失去鲜味；若不等火候烧开就吃，又易引起消化道疾病。此外，应注意不要滚汤吃，否则易烫伤口腔和食道的黏膜。

上面的介绍主要是北京火锅而已，但现在国人所说火锅基本都是重庆火锅。重庆火锅起源于民国时期，当时重庆的码头工人一天收入甚微，故买置一些屠夫的边角料如血管、牛肚、喉管之类，为了避免腥气往往加入大量辣椒和花椒调味，称为麻辣烫。但那个时候火锅地位低微，而且很难吃。后来据说是有人发家后对那段艰苦生活不能忘怀，便加入香料和各种其他食物于其中，后经无数人改进，使得火锅身价飞增，逐渐成为重庆特色。现在的重庆，几乎十个菜馆就有六家卖火锅，由于其灵活性与便宜，深受各地人民喜爱。

但重庆火锅的命名却是北方人按习俗定的，但重庆现在还有不少老人喜欢叫它麻辣烫，也许这才是本意吧。

重庆火锅和北京火锅最大的区别就在于锅。北京人吃火锅喜欢古老的铜锅，而且上面有放炭的小高炉，而重庆火锅则是下面加热，锅也普遍是不锈钢的。北京火锅是涮的，而重庆火锅是煮的。为了满足各种口味的人群，重庆火锅又演变出鸳鸯火锅这一特殊形式，红汤依旧是麻辣烫的老配方，而白汤则用鸡汤或骨头汤做料，时常加些去火的香料，这，也许就是饮食的哲学吧。

重庆吃火锅也是一种风景，即使在夏天最热的时候，也有不少重庆人选择吃火锅，穿着个背心，大汗淋漓地吃着，这其中也许真有什么生活真谛也说不定。

重庆火锅重庆火锅的出现要稍微晚一些，大约在清代的道光年间（1821-1851）才有重庆火锅的出现。经过多方考证，重庆火锅真正的发源地是长江之滨--酒城泸州的小米滩（现高坝二五厂）。当时，长江边上的船工们跑船常宿于小米滩（小米滩在当时是四川境内长江边上的一个很适中的码头）。停船即生火做饭驱寒，炊具仅一瓦罐，罐中盛水（汤），加以各种蔬菜，再添加辣椒、花椒祛湿（因为有"菜当三分粮，辣椒当衣裳"之说）。船工们吃后，美不可言（在他们心中），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在长江边各码头传开了。

而当时的重庆却是水路交通要道，比起泸州就大多了。这种食俗沿袭而下，传至重庆后，就又有一番变革了。当时一些苦力（"棒棒"）见到这种吃法后，就跑到杀牛场捡一些被人丢掉的牛内脏到长江里洗净，切成小块，和船工们一起吃。大家都觉得非常美味，又能填饱肚子，又能驱寒。再后来就有人干脆用一挑（两个）箩筐，一头放些牛杂（以毛肚为主）、小菜，一头放一泥炉子，用一口分了格的"大洋铁盆"放在炉子上，盆内沸腾翻滚着一种又麻又辣又咸又香的卤汁，每天就在河边、桥头或走街串巷的叫卖。于是这些船工、苦力（棒棒）们也不再自己生火煮了，各人认定一格，即烫即吃，直至吃饱，还花费不了多少钱，既经济，又方便，又能增加热量。除了那些苦力外，来围着挑担子的吃的人也越来越多。直到民国二十三年，才有人把它搬进了小饭店，把这些担头移到桌上，泥炉依然，只是将分了格的铁盆换成了赤铜小锅，卤汁、蘸汁由食客自行配合，以求干净而适合众人的口味，慢慢地这种小饭店越开越多，在重庆对岸江北的一条小街上几乎全都是这种饭店，并且吃的人相当多，这就是“重庆毛肚火锅”的起源。后来人们为了记住这种吃法是从小米滩传过来的，就干脆把这条街称作"小米街"。

乃至后来，到抗日战争时期，重庆火锅日益兴盛，官场要员、金融巨头、商人、记者等以吃火锅为荣，有人还把这种火锅店高尚化。许多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跑到台湾的国民党老兵，至今仍念念不忘重庆火锅的美味，有的还在台湾开起了火锅店（但由于原材料的问题，老是赶不上重庆本地的味道）。所以现在许多书上都说重庆火锅发源于重庆江北，但事实却是源于泸州，在重庆发展开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