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建构主义革命”对当代中国外交研究的意义
2010年06月22日 18:07 国际观察 】 【打印共有评论0

三、“革命之后”的外交研究:深刻反思与前沿探索

“建构主义革命”是一场学理变革,不仅在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史上起着里程碑式的作用,而且对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以及当代中国外交研究而言,也有其影响的限度和领域。若不能自我反思并用其所长,恐有昙花一现之虞。学理变革所带来的本体论与方法论激荡,具有不言而喻的积极意义。笔者以此为柄,乐见外交研究本身的深刻反思与积极探索。其第一步似乎应该从尝试关注以下几个方面做起。

1. 国际关系理论与外交研究中的“本土化急躁”情绪

近年来,包括笔者在内的国际关系学者以中国化或本土化为己任。什么是本土化与中国化?肖教授坦言:“其实是一个难以给出明确答案的问题”,继而追问,“当代中国近60年的外交努力对于丰富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外交学理论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独特而生动的研究样本。既然当代中国外交的实践对国际关系学和外交学的发展做出了如此巨大而独特的贡献,为什么说明、解释当代中国外交的主导权不能由自己掌握呢?”,并进而建议中国学者“不应只盲目、机械、教条地照搬、运用既有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来解释中国外交,而应从马列主义关于国际关系的经典论述、从近现代以来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从中国自古至今的经典外交文献这三大理论源泉中,均衡地吸取营养,并用现代中国人的问题意识、人文关怀、思维立场和话语体系,对1949年以来中国独特而成功的外交实践,进行系统的知识化、学科化和理论化建设。”[20] 这个结论不但政治正确,而且也较大程度上反映了学界的共识。

诚然,进入成长关键时刻的大国需要理论话语权,灵活生动和富有创意的外交实践已经远远走在了理论的前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要求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理论,凡此种种,无不呼唤着中国化或本土化的中国外交理论。[21] 趋势与目标固然是明确的,过程中的困难也不可低估。举着中国化和本土化的旗帜去发掘本土的优秀传统文化,除去外来理论中的糟粕或不适合中国土壤的所谓普世价值,做到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高度统一,无疑是一件十分艰巨的理论工作,可能需要几代人甚至十几代人的努力始能成就大业,即使中国有朝一日成为了经济强国也不一定能够在文化方面领世界之先。我们一方面不能因其任务艰巨就驻足不前,另一方面也不能不对中国理论创新的国情与社会科学大理论建设的规律保持清醒的头脑(包括笔者在内的相当一部分学者可能都持有一定的理论创新的使命感和“本土化急躁”情绪),否则就有可能割裂理论借鉴与理论自主之间的辩证关系,更为甚者,也有可能急促之间“创新”出貌似符合民族精神与国家需要而实际上与之本性和原意差之较远的理论来,反而不利于民族复兴与大国成长事业。因此,从我国当前情况看,解放思想不仅仅是政治术语,也具有学术意义,只有在不断的改革开放与学术借鉴中才能建立起自主的政治之城与学术之塔。

2、外交研究视野中的国内政治格局与政治进程关注

肖教授的文章通篇有一个中心思想,即必须从不断变化的中国政治土壤里才能“洞悉中国外交的秘密”。肖教授对于政治学视角的推崇,对于内政外交关系的洞见,对于央地(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指点,令人印象深刻。[22] 外交从来不是国际政治的专属,而是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交叉。深入了解当代中国外交的背景,有必要研究当代中国的政治格局与政治进程,特别是央地关系。央地对外博弈关系在绝对主权时代大多是偶然的,但在国际政治社会化深入发展的开放社会里,愈益成为国内政治力量多方博弈的显性领域。中国本身是一个超大型的多民族国家,加之大国成长关键时期对外经济依赖度日益加大,央地政府的国际利益与海外利益不平衡发展,央地对外关系交互模式多元化不可避免,完全收起地方外事权必然窒息经济活力,但任之放之也会削弱中央权威。有学者已经开展了对于中央与地方外交关系的研究。[23] 然而,60年当代中国外交中央地关系可以描述出什么样的轨迹?30年成功的改革开放条件下中央与地方外交共赢关系究竟在其中扮演了何种作用?未来对外关系能否形成中央主抓高级政治与传统安全领域而地方辅以关注低级政治与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大致分工模式?港澳台“一国两制”和藏蒙疆等区域自治地区的央地外事共赢关系如何建构?这些方面均需要一定的理论勇气、必要的经验分析和严谨的历史研究。

从国内政治学的视野反观当代中国外交研究,除了央地博弈关系之外,还有一些相对隐蔽和同等重要的研究领域,其中包括党政军对外关系协同机制研究。中国大国成长与国内政治发展的现实条件是高水平的党政军合作关系,而党政军实际上都以其自己的独特方式进行对外关系活动。随着外交透明度的增强,特别是党政关系理性化、政军关系法治化的发展,对党政军对外关系互动博弈的机制研究愈发有意义。另外一个也许同等重要的侧面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用国际关系与外交学的术语,即政府外交与民间外交的关系。[24]IPS的关注点除了国际社会与国际政治的关系之外,还包括国内社会与国际政治的互动关系,以及国际社会与国内政治的互动关系,而这些多层互动的基础环节还是源自近代法学或政治学的国家/社会视野。值得玩味的是,中国面对了一个特殊的情形:国际社会发育与国内社会发育有明显的同步性,这使得当代中国外交研究更加有理由关注民间外交培育中的政府作为问题。

3. 后“革命外交”时代的国际主义指向

大国的外交不能没有国际主义,当代中国外交也不例外。60年的当代中国外交可分为前后30年,前30年基本上可概括为“革命外交”。[25] 后30年大致可概括为“融入外交”。国际主义在前后两个30年里,也大致可以归纳为两种表现形态,即“革命外交”时代的传统国际主义,以及“融入外交”时代的新国际主义。[26] 用较为宏观的线条来描绘当代中国外交史的话,60年不妨可以形成这样的图形,如果国际社会算作一条过圆点的45度等分线K的话,那么当代中国外交的路线则是一条曲线S,50年代末开始的向世界输出无产阶级革命的“革命外交”使得曲线不断远离K,60年代末走向了谷底,70年代初的尼克松访华和中美关系正常化使得曲线走出谷底,向上扬起,至1979年邓小平访问美国并正式抛弃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外交方针,高举国家利益至上的大旗而掀起了“外交革命”,S线不断趋向K,并最终在80年代中期达到一个顶点。之后的30年里,“革命外交”虽然基本上消失于中国正式政治话语,但不时以极端民族主义的名义浮出水面,其国内社会基础不可忽视,也构成了中国大国社会性成长的主要对立面。“后革命外交”时代的国际主义的基本指向如何?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矛盾关系如何?国际主义对于中国现代身份与国家构建有何作用?国际主义如何与中国古代的圈序认同相结合?这些都是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4. 运用观念解放与制度变革研究当代中国外交的历史性矛盾

正如人由社会造就一样,国家外交受到充满了复杂矛盾的国际结构与进程的叠加影响。研究结构性社会矛盾与进程性社会矛盾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也是IPS的题中应有之义。尽管中国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和谐世界,但是中国的大国成长决非和平牧歌式的。当代中国外交研究不能不直面外交的历史性矛盾。以矛盾为线有助于发现国际形势的本质,进而把握外交研究的重点。当代中国外交的历史性矛盾有哪些呢?在目前的语境中,至少有四对矛盾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一是中国日益全球方位扩展的国家利益与较窄视野、较低姿态与较慢反应的外交实践之间的矛盾;二是迅速增长的军事经济等硬实力水平与相对薄弱的政治文化社会等软实力匹配能力之间的矛盾;三是不断加大的全球治理需求与外交主体相对单一化和国际公共物品提供相对落后之间的矛盾;四是内政外交一体化趋势与相对传统的内外有别、先内后外、重内轻外的政治实践之间的矛盾。上述四对矛盾,说到底大多与相对薄弱的软实力、相对稳定的外交文化、相对谨慎的外交路线有密切的关系,需要进行观念和制度上的渐进变革。总之,“建构主义革命”之潮终究要消退,但它在本体论、方法论方面所开之风气,对于外交研究的思想变革与路径探索,将会产生长远的理论启发意义。

近人多云,学术有如扶醉人,扶得西来东又倒,此事诚难全。然而,时代的进步,学术环境的改善,似乎昭示当代中国外交研究的新鲜之风扑面而至,给人以清醒自信之感。无论是不断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还是本土化的历史学与政治学,抑或工具化的IPE与IPS,均可不同程度上打造“撬动地球的杠杆”。我们期望着当代中国外交研究的更多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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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郭树勇 编辑: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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