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安:安阳西高穴2号墓不是曹操高陵
2010年08月22日 10:53 凤凰网专稿 】 【打印共有评论0

核心提示:最决定性证据是笔者发现了曹操死后才有的两个内容:画像石上层是和墓主人相关的内容,题榜“首阳山”是指曹丕首阳陵所在的首阳山,这将其年代绝对地定在曹丕死后;另一个题榜“侍郎”官首次成为王国属官是在曹丕定王制的黄初三年(公元222),《通典》王国官署部分记载的很清楚、很明确。另有题榜“文王十子”是曹家内部一个盛传的典故,这分明是一个“曹”字,而“宋王车”表明墓主人与宋地相关,契合曹氏家族所在地域。从确认的中下层图像“七女复仇”格套主题看,更与曹操身份、经历和晚年心境大相径庭。正方领袖级人物思考后指出几种可能:石椁或石屋上刻的历史典故,不能排除曹操有与首阳山、侍郎发生关系的可能;画像石极可能与地下的墓主人无关,因墓室中没有置放的合适位置。笔者指出:需要拿出证据证明那可能;画像石是收缴来的,盗墓贼供认出自墓内,否认这一点则整个正方所有收缴物品乃至发掘出土物都将面临造假的怀疑和重新审视;其次,即便画像石是附着于墓上建筑的产物,也还得是具有与地下相匹配的主题与意义才行,考虑到曹丕黄初三年已经将高陵地面建筑拆除殆尽,日后曹魏历代皇帝以“七女复仇”为主题置于不可能重建的高陵地面建筑中的可能微乎其微,只要该石出于西高穴墓葬体系,都能证明地下之墓主人并非曹操。除非有人出来承认造假才可能去除画像石因素重新洗牌,重新论证。

张国安,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魏晋南北朝史博士

2009年12月27日,河南省文物局宣布确认安阳西高穴2号墓是曹操高陵,消息公布后引发各界高度关注,聚讼纷纭,社会形成“挺曹派”和“反曹派”正反双方PK之势。

产生如此严重问题的根源,实际上与长期以来历史学与考古学的界定、发展与传统有关,现状是历史学者大都只从事传统文献研究,而考古学者大都着重考古材料,可以将二者完美结合的人是少之又少。对于史前三代,这样还无大的危害。对于文献资料极为丰富的历史时期(秦汉以后),再这样有时候就会产生致命伤,“曹操墓”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发掘前的文案研究无疑是历史学课题,从发掘开始,就进入了考古学阶段--发掘、整理、公布。应该强调的是,考古学家并不负有判定墓主人的职责,对于考古材料,他们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但并不能就此取代历史学的研究,考古学家本身可能就从事着历史学研究,考古学界在这个问题上存在误区。就西高穴而言,墓挖完了,就该整理、公布考古资料。墓主人是不是曹操?并不是考古学者的职责,而是一个地道的历史学课题。比如,单纯的考古学者挖出一大堆甲骨文会自己把持着研究吗?就曹操而言,他声称的薄葬到底是什么?文献中的厚薄怎么理解?薄葬的实行时间点在何时?西高穴的是厚是薄?曹操陵墓规格、内容等等到底怎样?这些都是纯粹的历史学课题,考古学者并不一定擅长,比如,“魏武王”三个字大家都认识,但因其涉及复杂的礼制、语境等诸多问题,如何解读是一个历史学课题,判断墓主人不是一个考古学问题,考古学者应该尽快公布所有材料供学术界研究,而不是自己径直下结论。而国家文物局局长办公会决定一个历史学问题更是一个笑话。

现在看来,“挺曹派”将各种材料的可解释度发挥到了极致,一环不衔接,整个体系就土崩瓦解,其观点、逻辑和科学态度都存在严重问题,如人骨鉴定的年龄不断变化就很不严肃,佐证缺乏科学性和说服力,科技考古不应该跟着“权威专家”的感觉和文献走。正方还置许多材料的非常可疑点于不顾,致使科学精神在曹操面前拐弯,如所谓鲁潜墓志根本不是墓志,只是一块刻石,其内容有诸多疑点;关键的慰项石也是收缴来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必须先放一边。正方在发掘前就先有了曹操墓的结论,然后再拼命找材料证明,只找有利的,有意无意间忽略反证,存在严重的以论代史倾向。一个笑话中的逻辑与正方类似,今引述如下:美术老师发现一小孩交了张白纸当作业,将小孩找来。问:“你画得什么?”答:“牛吃草!”问:“草呢?”答:“牛吃了!”再问:“牛呢?”答:“吃完草走了!”而正方论述逻辑与此相似,但比那小孩强很多,白纸上还有一些色条和图案,当问到“真正曹操墓应该有的内容呢?”回答说“薄葬了!”追问:“曹操说'勿葬金银珠玉',现在有,怎么解释?”回答:“器物和衣服上的,被盗以后拉下的。”所做类比,本意不在刻薄,实因才疏学浅,只为求说理简明、直白之便。

正方的问题--为什么不说是曹操墓?

都城与陵区方位的历史传统没有在都城西南方位的,两汉帝陵、已知魏陵、西晋帝陵都是如此,汉献帝的禅陵也在山阳城西北,按洛阳方位算是东北,没有例外。西南在八卦中属于坤位,建造上常常是造厕所的方位。西高穴2号墓,东西向而偏南,不是如想象中偏向东北,接受铜雀台上典礼的祭拜。

正方定位坐标最重要的所谓鲁潜墓志既不是考古出土,也无墓志的形制,更无墓志的文体,只是一块来历不明的刻石。其许多内容与当时历史都有滞碍,疑问多多,重要的是,所谓鲁潜的两个后赵官职是皇帝亲随官,而后赵两个主要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最猖狂的盗墓狂,并且还仇视曹操,先贤陵墓无不发掘,连秦始皇陵的东西都惦着拉回来,西高穴大墓离邺城最近却安然无恙,岂非咄咄怪事?因而,此“墓志”不能不高度怀疑!

正方另外一个重要坐标是《元和郡县图志》的记载,该书著成离曹操死已有近600年之久,书中方位用的是“西”,而非西南,相州条下的角隅方位词的用法,有西南三里,东北十五里,东南三十里,西北五里,东南十里,西南五里,西南十五里,东南三十里,西北十六里,而在同一州中地名那怕距离三五里只要偏的方向全都用“西南”、“东北”等。唐代的邺县县治在北城(曹魏时代的)正西五十步,那么它与西高穴的位置就应该用上西南,如在南城(北朝后期高齐所建)正西的话,用与不用在两可之间,而现在正方用的是一种极致的解释;西高穴与曹魏邺城铜雀台正好在其西南45度,正方使用该文献违背书中的通例。

关于墓葬的形制结构,东汉中晚期王级的主流墓葬是有题凑回廊形式的两室墓或者三室墓,迄今未见例外,正方有意无意间忽略“二”与“三(多)”的区别,将绝大多数不列入计算的侧室(耳室)混入室数,诱导人们形成多室大墓的印象,而西高穴二号大墓的规模、形制与结构只能算是两室,是魏晋的形制,而两室墓是魏王朝高等级的主流形制,曹植曹休即是显证。东汉晚期的墓葬,此形墓特点无论大型、中型或有无后室耳室,绝大部分在墓门之内的前室都作宽大的横堂,后室多为长方形,墓室顶部除少量前室为四面结顶的穹窿顶之外,绝大部分均为弧形顶;墓道一般十米以下,最多不超过15米。曹魏双室墓多为方形前室,长方形后室。西高穴2号墓,前堂后室基本上都是方形,从文献看,汉献帝禅陵前堂后室也都是方形。而西晋时期墓无论单室还是双室,其前室大多显正方形,其后室除少数与东汉相同为长方形,大多数亦呈方形,但长方形后室与前室之间不同于东汉墓那样直接相连,而是增加一个过道;墓室顶部结构有弧形顶和四面结顶两种,但后者已成为主要的形式;墓道比东汉墓的长大,一般均在20米以上,并且上宽下窄,两壁作台阶,分级向内收缩。西高穴两室墓平面图如果放在东汉晚期就绝对不是正方所说的典型,邺城区域内两室墓平面形制是有两个方形的;但从曹家墓葬系列看,曹嵩曹腾是东汉晚期典型的三室墓形制;到公元228年曹休两室墓仍是前长的,券顶;曹植两室墓则为前方后长,券顶;再到正始八年墓,平面形制也是前方后长的,但墓顶已为四角攒尖顶。西高穴如在东汉晚期就只是一个例外,与现有的汉魏考古常识相违背,在考古学上都说不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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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国安 编辑:石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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