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是，美英塑造自己外交形象的考虑。

美英素以民主自由国家的领袖自居，又以捍卫民主、自由、人权，反对法西斯残暴、压迫、独裁为号召参加反德、日、意的战争。1941年8月14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联合发表著名的《大西洋宪章》。向全世界各国保证:“尊重各民族自由选择其赖以生存的政府形式的权利。各民族中的主权和自治权有横遭剥夺者，两国俱欲设法予以恢复。”等等。好话说了一大篇，总要有点相应的举措，才好树立形象，给全世界各国人民以良好的印象。而废除自己在过去强加于现在盟邦身上的不平等条约，应该是一件比较容易做到而且可以产生宣传效果的举措。何况，这种举措在当时实际上是不需有任何付出的。因为无论北京也好，上海、天津、广州、厦门也好，都是处于日军的占领下，什么英租界、公共租界都早已不存在了。

这里顺便提一下，就是在签订中英新约和中美新约的前两天，即1943年1月9日，日本政府已经和汪精卫伪中华民国南京政府签订一个日本向中国归还租界和废除治外法权的协定。稍后，意大利政府也宣布返还在华租界并废除治外法权。当时的日伪报纸曾为此大肆宣传所谓“中日友好”，“共存共荣”，并揭露美英废约的“欺骗性”。例如，北平的《新民报》1943年1月11日头版大字标题:《日撤废在华治外法权，美国大感惊愕狼狈》。l 3日头版大标题为:《英美渝恬不知耻，签订撤废治外法权条约，暴露英美常套欺骗政策》。沈阳《盛京时报》1943年1月10日头版大字标题为:《日本返还租界，同时撤废治外法权，较英美对渝欺骗手段不可同日而语》。这份由日本人办的报纸还自吹自擂地说，日本宣布废除治外法权一事，“引起西亚各国回教徒间以巨大反响”，有很多当地报纸转载此消息云云。而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在重庆的记者招待会上答复对日汪条约的看法时，“宋氏宣称，汪伪组织与日本，尤犬猫之于主人，犬猫绝不能指望与其主子平等，此事实不值予以评论。”重庆《大公报》在1943年1月14日的社评中，揭露:“日本人的骗术，总是鬼脸狐尾，三尺童子也看得出来。汪逆的表演，又总是太丑太臭。”“贱奴与主子之间有什么平等?臣属与暴君之间有什么平等?。”从这个角度说，这次废约举措，实际上也是两大对立营垒之间争取亚非拉民心的一场颇具戏剧性的宣传战。

国内各方当时对“废约”的评价

宣布废除“辛丑条约”等不平等条约，等于宣布解除近百年半殖民地化过程中套在中华民族身上的一副最沉重的镣铐，虽然当时还难以实际实施，但终是一件好事，一件符合中国人民愿望和奋斗目标的好事，自然会受到中国各族人民普遍的一致的欢迎。但也无庸讳言，对这一事件的评价和意义，国内各党派阶层当时的看法就是不完全一致的。

国民党兴高采烈，大肆吹捧新约，并自我夸耀。国民政府于1943年1月12日发布为签订新约昭告全国的专令。国民党中央决定在全国举行宣传新约的扩大宣传周，要求各地举行庆祝集会，化装讲演，提灯游行及各种艺术宣传。机关学校“放假三天，以资庆祝”。国民党的党政军要人纷纷出面，或发表广播讲话，或出席庆祝集会，或接受专访。蒋介石在1月12日发表《告全国军民书》说:“美国与英国自动声明放弃他们在华不平等条约的特权……这不仅是我们中华民族在历史上为起死回生最重要的一页，而亦是英美各友邦，对世界对人类的平等自由，建立了一座最光明的灯塔。……这实在是英美的政府和人民最光明最正大的举动。……其对侵略各国在精神上给予了他们最重大的打击。”外长宋子文在记者招待会上，“就中美中英签订新约事，对美国务卿赫尔及其外相艾登备致推崇。”出面参加此项活动的还有立法院长孙科、考试院长戴传贤、司法院长居正、监察院长于右任、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宣传部长张道藩、组织部长朱家骅等。

当时孙夫人宋庆龄也发表了讲话。她在对新约予以适度肯定的同时强调:“废除不平等条约，原是总理毕生致力的一大目标，到了现在，这个目标开始实现了。”为什么只是“开始实现”?因为平等不能只靠外人给予。“要使经济与文化臻于平等地位，非外交谈判所得为功，必须国人从多方面奋发猛晋始得实现。”她还特别指出:“美英历来享受的不平等权利，虽从此废除，但在实际上这种权利尚沦陷在日寇之手，故非将敌人驱出国境，则不惟特权无法收回，而沦陷区同胞呻吟于敌伪双重压迫之下，仍将不获享受此等新约所予我们平等解放的保证。”应该说，孙夫人的讲话是客观而清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