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所谓“对一个国家的属地优越权所加的特殊限制”的国际地役规则，是列强“造就”半殖民地的又一强权规则。对于象中国这样一个无法使之成为殖民地的国家，就要强迫它开放，将它的沿海，内地乃至全部领土沦为“国际地役”来为它们的利益服务。这就使列强不必通过旷日持久的征服战争，而达到经济掠夺和政治、军事控制的目的，当然不失为一种“较好的”办法。

此外，还有所谓国际标准规则，即“外国人的人身待遇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个最低的文明标准存在，一个国家如果不能达到这个标准，即须负国际责任，这是屡经确定的规则。”<《奥本海国际法》第1卷第1分册，第36，105—106，第2分册第117，第1分册第278页。%>这个标准即是欧洲的文明标准，这无异是给与列强在华侨民一种高于中国人的特权地位。

不难看出，上述理论和规则反映了这个时期的国际法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即以资本主义列强为中心的，反映了国际法领域扩展到东方时，是与殖民掠夺相伴而行的。准确地说，这些规则是殖民掠夺规则，而强权则是这些规则中的规则。额尔金谈到天津条约时，形象地说:这些条约是“用手枪抵在咽喉上逼勒而成的<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337、629、427、602，第2卷第481页>”。这些规则无疑与国际法中的进步原则大相径庭，西方列强又害怕中国利用这些进步原则来抵制这些特权制度。因而，当国际法介绍到中国来时，法国代办就气急败坏地说:“谁使中国人了解到我们欧洲国际法？杀死他，绞死他，他将给我们制造无穷麻烦。”<王铁崖:《国际法》第18页。>但同时，它们又利用国际法中“条约必须信守”的合理原则，来约束中国遵从“条约制度”，并赋予自己“有全权去强迫他们（指中国）遵守条约的义务”。<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337、629、427、602，第2卷第481页。>强权与“公理”结合得真是天衣无缝。

上述说明，惟有国家的强大，才能摆脱“条约制度”的约束。也正是由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的斗争，赢得独立，才使国际法的领域名副其实地包括所有国家，结束了这个用不平等条约将这些国家纳入国际法约束范围的时期，这些反动的规则也大多成了历史的遗迹。

四

无疑，“条约制度”使中国承受着巨大的灾祸，成了阻碍中国进步的一个基本因素，但是，如马克思所说，“每一种事物好象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8页。>“条约制度”在近代中国也产生了复杂的影响，它不仅是中国半殖民地制度的主要标志，并与封建制度结合在一起，而且还促使这一制度产生具有近代性质的变化，从而使近代中国出现了一种混合型结构。

列宁曾明确指出，半殖地国家“是自然界和社会各方面常见的过渡形式的例子”。这种“过渡形式”在意义上说，就是其社会结构的混合形式。马克思在谈到“征服”时认为，所有的征服有三种可能，其中之一就是“发生一种相互作用，产生一种新的、综合的生产方式”，“即征服民族与被征服民族混合形成的生产方式”。在另一处马克思称之为“重新形成另一种社会结构”。这些论述为我们分析近代中国的社会结构提供了有益的启示。诚然，近代中国所蒙受的还不是那种“灭亡”意义上的“征服”，它是另一种类型的“征服”，即用“条约制度”行使“准统治权”的“征服”。这种“征服”也同样造成了近代中国的混合形态的结构。这一混合结构包括经济方面和制度方面，笔者所要阐述的主要是制度方面的混合结构。